糖纸时代
第1章
我叫林远，是南城大学历史系三年级研究生。今年是2044年，丙午马年的初春，校园里的木棉花开得正盛，但我没心思欣赏。
我的导师潘忠国教授上个月被“优化”了。
这个消息传来时，我们整个师门正在系资料室整理民国档案。蔡贤鑫手里的线装书直接掉在了地上，杨明声扶了扶眼镜，半天没说话。温东华叹了口气，继续低头给古籍编目——他下个月博士答辩，工作还没着落。
“潘老师才五十二岁。”刘佑铭低声说，手里捏着一枚书签，那是潘老师去年送他的。
我们都沉默了。在这个时代，五十二岁被“优化”已经不算新闻。去年，化学系的杨玺教授四十八岁离职，去了私立高中教竞赛班。前年，文学院的刘滢滢副教授——她才四十五岁——在合同到期后没有被续聘，据说现在在经营一个国学亲子工作坊。
人口曲线像一条无形的鞭子，悬在我们每个人头顶。
2016年到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达到顶峰，每年超过1800万。那批“峰值婴儿”今年二十七、八岁，正是博士毕业、博士后出站、拼命想挤进高校的年纪。而高校的编制早在二十年前就开始收紧，现在一个讲师岗位，常常有上百个名校博士竞争。
“你们这代人啊，”潘老师去年秋天还跟我们开玩笑，“生在了最好的时代，也生在了最挤的时代。”
他没能看到这个春天的木棉花。
“林远，你的论文进度怎么样？”
问话的是伍依琪，我们同届的古代史方向研究生。她坐在图书馆靠窗的位置，面前摊着《宋史纪事本末》，但眼神飘忽。我知道她在担心什么——她的男朋友舒情晗去年硕士毕业，考了三次编都没上，现在在一家教育机构当辅导老师。
“第三章卡住了。”我老实说，“明清人口变迁的部分，资料矛盾太多。”
“找高紫涵讨论过吗？她做经济史，可能有思路。”
高紫涵是系里有名的才女，但上个月她在寝室跟我们喝酒时哭了。她申请了十一所大学的教职，收到九封拒信，另外两所“进入终面”后再无音讯。她男朋友黄雪宁更惨，理论物理博士，投了三十份简历，只拿到两个博士后岗位的面试——其中一个明确说“每年待遇八万，不保证留任”。
“她最近在帮曾汝杰做数据。”我说。
曾汝杰是我们中间最有可能留下的。他发了三篇C刊，其中一篇被《新华文摘》转载。但他的竞争对手是陈斌——后者有六篇SSCI，还有剑桥的联合培养经历。两人在竞争系里唯一一个可能空缺的讲师岗位，虽然那个岗位是否存在，取决于刘建涛教授是否退休，而刘教授才五十五岁，曾公开表示“要干到七十岁”。
“有时候我觉得，”伍依琪轻轻说，“我们像一群在玻璃瓶里爬的蚂蚁，能看到外面的光，但瓶口就那么小。”
窗外，木棉花一朵朵坠落，啪嗒，啪嗒。
三月末，系里召开了“就业动员会”。
梁远霖副书记主持，宋卓翰副院长讲话，赵德强书记总结。三百人的报告厅坐满了，还有不少人站着。我看到了侯辉宇、王新航、张逍遥、何英俊、符垂浩、孙宏昌……全是熟悉的面孔，全是迷茫的眼睛。
“同学们要转变就业观念，”宋院长念着稿子，“高校不是唯一出路。基础教育、文化产业、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都需要历史专业的人才。”
台下有人小声说：“我读了二十二年书，不是为了去中学教‘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意义’。”
是王炅赜，他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会场里很清晰。几个老师往这边看，他低下头。
赵书记接过话筒：“我知道大家有情绪。我1999年上大学时，大学扩招，我们毕业时也难。但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
田温琪突然站起来：“赵书记，时代是在进步，但岗位没有进步。2017年出生的人今年二十七岁，我们这届硕士毕业生数量是2000年的三倍，但高校教师岗位数量只有当年的百分之八十。这不是情绪问题，这是数学问题。”
会场死
我的导师潘忠国教授上个月被“优化”了。
这个消息传来时，我们整个师门正在系资料室整理民国档案。蔡贤鑫手里的线装书直接掉在了地上，杨明声扶了扶眼镜，半天没说话。温东华叹了口气，继续低头给古籍编目——他下个月博士答辩，工作还没着落。
“潘老师才五十二岁。”刘佑铭低声说，手里捏着一枚书签，那是潘老师去年送他的。
我们都沉默了。在这个时代，五十二岁被“优化”已经不算新闻。去年，化学系的杨玺教授四十八岁离职，去了私立高中教竞赛班。前年，文学院的刘滢滢副教授——她才四十五岁——在合同到期后没有被续聘，据说现在在经营一个国学亲子工作坊。
人口曲线像一条无形的鞭子，悬在我们每个人头顶。
2016年到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达到顶峰，每年超过1800万。那批“峰值婴儿”今年二十七、八岁，正是博士毕业、博士后出站、拼命想挤进高校的年纪。而高校的编制早在二十年前就开始收紧，现在一个讲师岗位，常常有上百个名校博士竞争。
“你们这代人啊，”潘老师去年秋天还跟我们开玩笑，“生在了最好的时代，也生在了最挤的时代。”
他没能看到这个春天的木棉花。
“林远，你的论文进度怎么样？”
问话的是伍依琪，我们同届的古代史方向研究生。她坐在图书馆靠窗的位置，面前摊着《宋史纪事本末》，但眼神飘忽。我知道她在担心什么——她的男朋友舒情晗去年硕士毕业，考了三次编都没上，现在在一家教育机构当辅导老师。
“第三章卡住了。”我老实说，“明清人口变迁的部分，资料矛盾太多。”
“找高紫涵讨论过吗？她做经济史，可能有思路。”
高紫涵是系里有名的才女，但上个月她在寝室跟我们喝酒时哭了。她申请了十一所大学的教职，收到九封拒信，另外两所“进入终面”后再无音讯。她男朋友黄雪宁更惨，理论物理博士，投了三十份简历，只拿到两个博士后岗位的面试——其中一个明确说“每年待遇八万，不保证留任”。
“她最近在帮曾汝杰做数据。”我说。
曾汝杰是我们中间最有可能留下的。他发了三篇C刊，其中一篇被《新华文摘》转载。但他的竞争对手是陈斌——后者有六篇SSCI，还有剑桥的联合培养经历。两人在竞争系里唯一一个可能空缺的讲师岗位，虽然那个岗位是否存在，取决于刘建涛教授是否退休，而刘教授才五十五岁，曾公开表示“要干到七十岁”。
“有时候我觉得，”伍依琪轻轻说，“我们像一群在玻璃瓶里爬的蚂蚁，能看到外面的光，但瓶口就那么小。”
窗外，木棉花一朵朵坠落，啪嗒，啪嗒。
三月末，系里召开了“就业动员会”。
梁远霖副书记主持，宋卓翰副院长讲话，赵德强书记总结。三百人的报告厅坐满了，还有不少人站着。我看到了侯辉宇、王新航、张逍遥、何英俊、符垂浩、孙宏昌……全是熟悉的面孔，全是迷茫的眼睛。
“同学们要转变就业观念，”宋院长念着稿子，“高校不是唯一出路。基础教育、文化产业、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都需要历史专业的人才。”
台下有人小声说：“我读了二十二年书，不是为了去中学教‘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意义’。”
是王炅赜，他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会场里很清晰。几个老师往这边看，他低下头。
赵书记接过话筒：“我知道大家有情绪。我1999年上大学时，大学扩招，我们毕业时也难。但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
田温琪突然站起来：“赵书记，时代是在进步，但岗位没有进步。2017年出生的人今年二十七岁，我们这届硕士毕业生数量是2000年的三倍，但高校教师岗位数量只有当年的百分之八十。这不是情绪问题，这是数学问题。”
会场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