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无意称王
第1章
第一章葬礼与重生
林珩死的那天，天气很好。
九月的阳光把玻璃幕墙照得像一面镜子，整栋摩天楼在里面倒影成另一栋摩天楼，两栋楼对视着，都沉默。
他从三十七层跳下去，没有留下任何字条。
保洁阿姨后来说，那天他穿了一件白衬衫，熨得很平整，皮鞋也擦过，在地上反光。她说，像是去赴约的样子。
赴的是什么约，没人知道。
大楼下面的街道当时很热闹，午休时间，白领们端着咖啡杯走来走去，有人在发传单，有人蹲在路边刷手机。他落地的声音不大，然后是一片静。先是最近的那几个人停下来，然后是旁边的人，然后整条街都停了，所有人站在那里，不说话，不动，像是集体被按了暂停键。
一个女人尖叫了一声，然后哭声响起来，大楼的玻璃门冲出来几个安保，手里的对讲机滋滋作响。
但该结束的已经结束了。
他们为什么哭，林珩不知道。也许只是被吓到了，也许是见到了他们一辈子都没见过的事情，也许只是一种本能。但那些哭泣里，应该没有人是为他。
他们不认识他。
认识他的人，也没有几个真的在乎他。
这件事，林珩在落地之前那零点几秒里，想得非常清楚。
两天后，在林珩的葬礼上，来的人不多。
郑氏集团的几个副总站在第一排，西装笔挺，表情肃穆，眼神却是那种见过太多人死去以后才有的平静——不是悲伤，只是一个程序走完了的释然。他们来，不是因为林珩，是因为郑绍年让他们来。郑绍年没有亲自出席，他在香港，说是临时有个会议。
助理替他送了一个花圈，白菊，很大，放在最显眼的地方。
花圈上的缎带写着：沉痛悼念林珩先生。
他妈妈坐在角落里哭，哭得很小声，像是怕打扰到别人。她穿了一件黑色的衬衫，是借来的，因为她自己没有黑衣服。她的头发梳得很整齐，用一个旧发卡别着，发卡是塑料的，有一个角磨掉了，露出里面银色的铁。
她一辈子都是这样，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坐在角落里，不打扰任何人。
林珩的前女友谢沅没有来。
她那天在郑氏集团二十楼的会议室里开会，正在签一份合同。签完之后，她抬头看了一眼窗外，窗外是晴天，她低下头，接着翻下一页。
也只有这样了。
后来有人问起谢沅，她有没有难受。
谢沅想了一会儿，说：难受过。
然后她就没再说了。
她难受的那一段时间很短，大约两个礼拜。然后她调整好了，继续上班，继续开会，继续签合同。她是一个很擅长调整自己的人，这一点林珩很清楚。
他上辈子爱她的时候，把这种特质理解为坚强。
后来他才明白，那不叫坚强，那叫冷。
骨灰盒是桃木的，不算贵。林珩当初从家里出走的时候，带走了他妈妈攒下的一万块钱，还有一张身份证和一本大学录取通知书。八年以后，这一万块变成了郑氏集团价值百亿的财务缺口，变成了一份法院判决书，变成了一个在落地窗前站了很久才迈出那一步的背影。
然后变成了眼前这个桃木盒子。
一万块换一个桃木盒子，不算亏——这是林珩后来有时候会想到的一句话，想完之后他会沉默很久，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黑色幽默。
仪式很短，二十分钟。
没有悼词，没有音乐，主持人照本宣科念了几句，抬头问有没有人想说点什么，台下没人动。
沉默了大约五秒，他妈妈站起来，开口说：我儿子，是个好孩子。
她没说完，声音就断了。
郑氏的几个副总在这句话说出来之后，有人低下头看了一眼手机。
就这样。
林珩后来在某一个夜里，反复想过这个问题：如果他当时能开口，他会对她说什么？
他想了很久，没有答案。
他这辈子欠她太多，多到不知道从哪里开口，多到一张嘴就觉得说什么都是轻的。
所以还是算了。
也许沉默，是他唯一诚实的表达方式。
林珩睁开眼睛的时候，闻到的是消毒水的气味。
他以为自己死了。
林珩死的那天，天气很好。
九月的阳光把玻璃幕墙照得像一面镜子，整栋摩天楼在里面倒影成另一栋摩天楼，两栋楼对视着，都沉默。
他从三十七层跳下去，没有留下任何字条。
保洁阿姨后来说，那天他穿了一件白衬衫，熨得很平整，皮鞋也擦过，在地上反光。她说，像是去赴约的样子。
赴的是什么约，没人知道。
大楼下面的街道当时很热闹，午休时间，白领们端着咖啡杯走来走去，有人在发传单，有人蹲在路边刷手机。他落地的声音不大，然后是一片静。先是最近的那几个人停下来，然后是旁边的人，然后整条街都停了，所有人站在那里，不说话，不动，像是集体被按了暂停键。
一个女人尖叫了一声，然后哭声响起来，大楼的玻璃门冲出来几个安保，手里的对讲机滋滋作响。
但该结束的已经结束了。
他们为什么哭，林珩不知道。也许只是被吓到了，也许是见到了他们一辈子都没见过的事情，也许只是一种本能。但那些哭泣里，应该没有人是为他。
他们不认识他。
认识他的人，也没有几个真的在乎他。
这件事，林珩在落地之前那零点几秒里，想得非常清楚。
两天后，在林珩的葬礼上，来的人不多。
郑氏集团的几个副总站在第一排，西装笔挺，表情肃穆，眼神却是那种见过太多人死去以后才有的平静——不是悲伤，只是一个程序走完了的释然。他们来，不是因为林珩，是因为郑绍年让他们来。郑绍年没有亲自出席，他在香港，说是临时有个会议。
助理替他送了一个花圈，白菊，很大，放在最显眼的地方。
花圈上的缎带写着：沉痛悼念林珩先生。
他妈妈坐在角落里哭，哭得很小声，像是怕打扰到别人。她穿了一件黑色的衬衫，是借来的，因为她自己没有黑衣服。她的头发梳得很整齐，用一个旧发卡别着，发卡是塑料的，有一个角磨掉了，露出里面银色的铁。
她一辈子都是这样，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坐在角落里，不打扰任何人。
林珩的前女友谢沅没有来。
她那天在郑氏集团二十楼的会议室里开会，正在签一份合同。签完之后，她抬头看了一眼窗外，窗外是晴天，她低下头，接着翻下一页。
也只有这样了。
后来有人问起谢沅，她有没有难受。
谢沅想了一会儿，说：难受过。
然后她就没再说了。
她难受的那一段时间很短，大约两个礼拜。然后她调整好了，继续上班，继续开会，继续签合同。她是一个很擅长调整自己的人，这一点林珩很清楚。
他上辈子爱她的时候，把这种特质理解为坚强。
后来他才明白，那不叫坚强，那叫冷。
骨灰盒是桃木的，不算贵。林珩当初从家里出走的时候，带走了他妈妈攒下的一万块钱，还有一张身份证和一本大学录取通知书。八年以后，这一万块变成了郑氏集团价值百亿的财务缺口，变成了一份法院判决书，变成了一个在落地窗前站了很久才迈出那一步的背影。
然后变成了眼前这个桃木盒子。
一万块换一个桃木盒子，不算亏——这是林珩后来有时候会想到的一句话，想完之后他会沉默很久，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黑色幽默。
仪式很短，二十分钟。
没有悼词，没有音乐，主持人照本宣科念了几句，抬头问有没有人想说点什么，台下没人动。
沉默了大约五秒，他妈妈站起来，开口说：我儿子，是个好孩子。
她没说完，声音就断了。
郑氏的几个副总在这句话说出来之后，有人低下头看了一眼手机。
就这样。
林珩后来在某一个夜里，反复想过这个问题：如果他当时能开口，他会对她说什么？
他想了很久，没有答案。
他这辈子欠她太多，多到不知道从哪里开口，多到一张嘴就觉得说什么都是轻的。
所以还是算了。
也许沉默，是他唯一诚实的表达方式。
林珩睁开眼睛的时候，闻到的是消毒水的气味。
他以为自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