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风过境：一个技术男的成长史

小说《晚风过境：一个技术男的成长史》“香蜜湖的花晓霜”的作品之一，陈默陈建国是书中的主要人物。全文精彩选节：二〇〇六年六月二十五号，陈默记得那天的蝉叫得特别凶。不是一只两只，是整条街的樟树上都在叫，像有人把收音机调到了一个找不到台的频率，满世界都是那种尖锐的、密不透风的白噪音。后来很多年他都觉得奇怪，那天发生了那么大的事，他脑子里最先浮上来的既不是分数，也不是父亲的脸，而是蝉鸣。成绩是下午两点出的。陈默没去学校看榜，他在家里拨的电话。那时候县城大部分人家还没装宽带，查分要打声讯台，一分钟两块钱。他蹲在客...

二〇〇六年六月二十五号，陈默记得那天的蝉叫得特别凶。

不是一只两只，是整条街的樟树上都在叫，像有人把收音机调到了一个找不到台的频率，满世界都是那种尖锐的、密不透风的白噪音。后来很多年他都觉得奇怪，那天发生了那么大的事，他脑子里最先浮上来的既不是分数，也不是父亲的脸，而是蝉鸣。

成绩是下午两点出的。

陈默没去学校看榜，他在家里拨的电话。那时候县城大部分人家还没装宽带，查分要打声讯台，一分钟两块钱。他蹲在客厅的电话机旁边，听着话筒里"您的成绩为——"后面那个机械的女声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蹦出来。

语文：103。数学：91。英语：110。理综：187。

他把每个数字写在手心里，用圆珠笔，写满了整个手掌。加起来是491分。

陈默没有立刻站起来。他蹲在那里，手心朝上，看着那些蓝色的数字，觉得它们不像是自己的成绩，倒像是某个陌生人的体检报告。491。这个数字在他舌尖上滚了两遍，没有味道。

他的正常水平应该在570以上。

平时模考从来没低于过550，最好的一次考过601。班主任刘明远在高考前最后一次家长会上拍着胸脯跟他父亲说，"陈默这孩子，武大没问题，发挥好了华科也有希望。"他父亲那天难得穿了件白衬衫，坐在教室后排，局促地笑了一下。

491分，意味着一本线都没上。

他后来反复想过那两天考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高考第一天早上，他骑自行车去一中考点，路过县政府门口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一辆运沙子的卡车闯了红灯，从他身前不到一米的地方轰过去。那一瞬间他整个人都僵了，车把一歪，差点摔倒。到了考场他手还在抖，第一场语文的作文他写了三次开头，最后交卷的时候结尾是匆匆赶上去的。

但他知道这不是全部的原因。数学第二道大题他明明会做，坐在那里却怎么都理不清思路，脑子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理综最后四十分钟他几乎是在梦游，涂答题卡的时候手指是麻的。

事后他查过很多资料，知道这叫"考试应激反应"，一种心理学上有明确定义的现象。但二〇〇六年的县城没有人跟他讲这些。在这里，考砸了就是考砸了，原因只有一个：你还不够努力。

母亲是第一个知道的。

她那时候在南街菜市场旁边开着一家杂货店，卖日用品、文具、香烟，夏天兼卖西瓜和冰棍。店面只有十来个平方，门口挂着一条塑料珠帘，用来挡苍蝇。陈默打完电话骑车过去找她，还没进门就看见她在柜台后面拿蒲扇扇风，额头上全是汗。

"妈，分出来了。"

"多少？"她放下扇子，眼睛亮了一下。

"491。"

蒲扇掉在了地上。母亲弯腰去捡，捡了两次才捡起来。她没说话，把扇子放到柜台上，用手背擦了一下眼角——那个动作很快，像是在擦汗。

"那……能上什么学校？"

"二本。"

她点了点头，好像听懂了，又好像没听懂。在母亲的认知体系里，"大学"就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一本二本三本的区别她并不真正理解。她只知道儿子是全县排名前五十进的省重点高中，班主任说能考武大，现在考了个"二本"。

那天下午没有顾客进店。母亲坐在柜台后面一下午没动，陈默也不知道该待在哪里，在店门口站了一会儿就回了家。路过县一中门口的时候，他看见有人在放鞭炮——肯定是谁家的孩子考得好。硫磺的气味混着夏天的热气飘过来，呛得他眼睛疼。

父亲是晚上七点到家的。

陈默的父亲陈建国在三十公里外的镇上一所中学教物理，平时住校，周末才回来。那天是周日，他骑摩托车回来的，一进门就看见饭桌上只摆了两个菜——一盘炒豆角，一碗蛋汤。平时他回来，母亲至少会做四个菜，还会去街上买卤牛肉。

陈建国是个瘦高个，戴一副金属框眼镜，镜腿被汗水腐蚀得发绿。他放下公文包，在沙发上坐下，看了一眼坐在电视机前的陈默。

"多少分？"

"491。"

陈建国没有出声。他脱了鞋，把摩托车钥匙放在茶几上，去卫生间洗了把脸，出来坐到饭桌前，拿起筷子吃饭。整个过程大概五分钟，他一个字没说。

母亲端着饭碗坐在对面，眼圈红了但忍着没哭。陈默站在客厅通往饭厅的那个门框旁边——他家的房子是九十年代的老小区，客厅和饭厅之间有一个窄窄的门框——他靠在门框上，不知道该坐下还是该回房间。

沉默比吼叫难熬得多。

如果父亲摔个碗、骂他两句，甚至打他一巴掌，他反而会好受一些。但父亲什么都没说。他只是安静地吃饭，夹了两筷子豆角，喝了半碗蛋汤，然后放下碗筷说："碗我来洗。"

那天晚上陈默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听见客厅里父母在低声说话，听不清具体内容，只能分辨出母亲的哭腔和父亲偶尔的几个字。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一道裂了很久的缝——那道缝从他读初中的时候就在了，每年夏天好像都会变长一点。

风扇在头顶嗡嗡地转，吹出来的全是热风。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MP3，塞上耳机，随机播放。放出来的是朴树的《那些花儿》。"她们都老了吧，她们在哪里呀——"他听了十几秒就摘下来了，觉得矫情。

手机响了。翻盖的，诺基亚，屏幕上显示"刘明远"——班主任的名字。他盯着那个名字看了三秒，按了挂断。过了一会儿又响了，他关了机。

窗外的蝉还在叫。

消息传得比他想的快。

第二天早上他出门去买早餐——街口的米粉店，两块钱一碗，加个蛋三块——刚走到巷口就碰见隔壁的李婶。李婶在县医院当护士，嗓门大，热心肠，全小区的事她都知道。

"小默啊，听说你考得不太好？"

陈默低着头说："嗯，还行。"

"你妈昨天在店里哭了好一阵呢。没事没事，二本也是大学，我家那个小勇连大专都没考上……"

他不记得后面李婶还说了什么。端着米粉回家的路上，他觉得整条巷子都在看他。当然不是真的在看，大部分邻居可能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但十八岁的陈默觉得每一扇窗户后面都有一双眼睛，每一双眼睛里都写着"这孩子不是省重点的吗？怎么考成这样？"

县城就是这样的地方。三条主街、两个菜市场、一所高中、一所初中，所有人都认识所有人。好消息传得快，坏消息传得更快。他知道今天之内，父亲学校的同事、母亲店里的老顾客、他初中同学的家长，全都会知道"陈建国的儿子高考砸了"。

对陈建国来说，这比对陈默本人更难受。他在镇中学教了二十年书，最大的骄傲就是"我儿子在省重点读书"。每次有学生家长问起来，他都会说"成绩还可以，在年级前五十"，语气平淡，但同事们都能听出那点藏不住的得意。

现在这点得意碎了。

关于复读的讨论在第三天开始。

母亲先提的。她说县一中有复读班，一年学费三千，她来出。"你底子好，再读一年肯定能上一本。"

父亲沉默了很久，说："你自己想好。"

陈默确实想过。但他在自己房间里坐了一整天之后，得出了一个连自己都觉得意外的结论：他不想复读。

不是因为怕再考一次还是这个结果。而是他突然发现，他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考高分。从小学到高中，他所有的努力都指向一个模糊的方向——"考好大学"。好大学意味着什么？好工作。好工作意味着什么？好生活。好生活是什么样的？不知道。他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在省重点高中的三年，他像一台被编好程序的机器，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十一点睡觉，做题、考试、排名。全年级八百人，他稳定在前五十。他不算最聪明的那种，但足够勤奋，足够自律。老师们喜欢他，因为他"省心"。

但没有人问过他：你想做什么？

他自己也没问过。

现在这台机器出了故障，他反而获得了一个奇怪的自由——他第一次可以不按预设的轨道走了。当然，这种自由是苦涩的，像发烧时候出的虚汗，黏腻、无力，谈不上任何快感。

他在网上查了能报的学校。491分，在湖南能上的选择不多。他在一堆校名里翻了很久，目光停在了一所武汉的二本院校上：武汉城市学院。不为别的，只因为武汉是他听说过的最大的城市（除了北京上海，但那些地方太远了，远得不像是真实存在的）。

专业是调剂的。他第一志愿报的是土木工程——因为听说好就业——没录上，被调剂到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他对这两个字的全部理解来自县城网吧里的那些联想台式机：灰白色的机箱，厚厚的CRT显示器，开机时"嗡"的一声响，然后是Windows XP的蓝天白云。

他不知道这个专业具体学什么，更不知道四年后能干什么。但他想，至少可以离开这里。

八月底，录取通知书寄到了。一个土黄色的大信封，被邮递员骑着绿色自行车送到杂货店门口。母亲签收的时候手抖了一下。

那天晚上全家人第一次坐在一起正式讨论了"去武汉读书"这件事。

父亲列了一张清单：学费4800一年，住宿费1200，生活费按每月600算，加上被褥、日用品、路费，第一年至少要准备一万二。这个数字让饭桌安静了几秒钟。父亲的月工资是一千八，母亲的杂货店一个月能挣一千出头。家里的存款大概有两万，那是他们十几年攒下来的。

"够了，"母亲说，"就是苦几年的事。"

父亲点了一支烟——红色软壳的白沙烟，三块五一包，他抽了二十年。烟雾在日光灯管下面散开，照出一层薄薄的灰尘。

"到了那边，"父亲说，"别跟人比吃比穿。好好读书。"

陈默点头。他想说点什么，比如"我会努力"或者"对不起"，但那些话堵在喉咙里，最后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九月一号。

母亲凌晨四点就起来了。她煎了两个鸡蛋，煮了一碗面，卧了个荷包蛋在里面。陈默吃的时候她在旁边看着，说了句"面要趁热吃"，再没别的话。

父亲骑摩托车送他到县汽车站。他坐长途大巴到长沙，再从长沙坐火车去武汉。行李是一个红蓝条纹的编织袋和一个旧书包，编织袋里塞着被褥和换洗衣服，书包里装着录取通知书、身份证、一个诺基亚手机和一千四百块现金——八张一百、四张五十，母亲用报纸包好，塞在书包的夹层里。

汽车站在县城东头，一个水泥地面的停车场，候车室里坐满了人，空气里有汗味、烟味和廉价方便面的味道。大巴是那种老式的卧铺车，座套上印着"平安是福"四个字，已经脏得看不出底色。

父亲把编织袋搬上行李架，回头看了他一眼。

"走吧。"

就两个字。陈默上了车，在靠窗的位置坐下。大巴发动的时候他往窗外看了一眼，看见父亲还站在原地，左手提着摩托车头盔，右手背在身后。九月初的阳光已经白得刺眼，父亲的影子很短，缩在脚边像一小滩水。

大巴拐上国道的时候，县城从车窗里一截一截地退出去：先是新修的沿河路，然后是老城区的骑楼，然后是还没封顶的安置房，最后是一大片稻田。稻子正在抽穗，风一吹，绿浪翻涌到天边。

陈默把脸贴在车窗上。玻璃是热的，硌得颧骨疼。

他没有哭。十八岁的他觉得哭是一件很丢人的事。但很多年后他有时候会想，如果那天他哭了，后来的很多事情会不会不一样。

当然不会。但人总要给自己找一个假设，好让遗憾变得不那么重。

县城在车窗里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条灰色的线，然后消失在发黄的地平线里。

蝉还在叫。但已经听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