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爱匹配，我竟成了十恶不赦的通缉犯？
第1章
1 红线初现
我叫沈鹿溪，今年二十八岁，在一家叫“缘来如此”的婚恋公司做匹配师。
说好听点是匹配师，说难听点就是——帮人牵线搭桥的媒婆。只不过我不走街串巷，不挎着竹篮，不戴红花，我坐在写字楼的格子间里，对着电脑屏幕，把A男推给B女，把C女推给D男，然后在系统后台看着他们聊天、见面、吵架、分手、再回来重新匹配。
我的工作台上有三样东西：一杯凉透的美式咖啡，一盒快吃完的薄荷糖，一个印着公司logo的工牌。工牌上写着我的名字和职位，照片里的我穿着白衬衫，笑容标准，看起来像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在这个岗位上干了三年，经手匹配过的用户超过两万对。其中领证的大概有一千多对，生了孩子的有三百多对，离婚的有四十多对。这些数据我都记得，不是因为我有超强的记忆力，而是因为每次有用户结婚，公司会发五百块奖金；每次有用户离婚，公司会扣两百块绩效。
我的人生就在这五百和两百之间来回拉扯，像一条被抻来抻去的橡皮筋。
事情发生转变的那天，是个周三的下午。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下午我的咖啡机坏了，我喝了一杯速溶的，味道像洗脚水。
公司的产品总监赵明远突然出现在我的工位旁边。他四十出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西装永远笔挺，说话的时候喜欢把手插在口袋里，做出一副乔布斯的派头。但大家都知道，他的所有创意都是从别的App上抄来的，只不过抄得比别人快，抄得比别人不要脸。
“沈鹿溪，”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来一下会议室。”
我跟着他走进三号会议室。里面已经坐了三个人——一个我没见过的中年女人，戴着金丝眼镜，面前摆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一个年轻男人，穿着格子衬衫，看起来像个程序员；还有一个是公司的大老板周国强，他一般不来我们这层楼，今天居然亲自出面，说明事情不小。
“坐，”周国强指了指椅子，“小沈，公司有个新项目，想让你参与。”
“什么项目？”
那个戴金丝眼镜的女人开口了。她说她叫方若彤，是公司新聘请的首席科学家，以前在某大学研究社会心理学。她说话的时候习惯性地推眼镜，每推一次就代表她要开始一个新的话题。
“沈鹿溪，你在公司做了三年匹配师，你觉得我们的匹配算法怎么样？”
我想了想，说：“还行吧。百分之三十七的见面率，百分之十二的牵手率，百分之五的结婚率。行业平均水平。”
“行业平均水平，”方若彤重复了一遍这几个字，嘴角微微翘了一下，“你觉得这个水平够吗？”
“够不够不是我说了算，是老板说了算。”
周国强在旁边笑了一下，没说话。
方若彤打开笔记本电脑，转过来让我看屏幕。屏幕上是一个我没见过的界面，密密麻麻的代码和数据模型，看起来比我们现有的系统复杂至少十倍。
“这是我们花了两年时间研发的新一代匹配引擎，”她说，“代号‘红线’。它不仅仅是看用户的年龄、收入、学历、兴趣爱好这些表面数据。它会分析用户的聊天记录、社交媒体的发言、购物习惯、浏览历史、甚至手机里的输入法词频——通过这些数据，建立一个完整的人格模型。”
“听起来有点侵犯隐私。”
“所有用户都签了授权协议，”方若彤面不改色，“在第十八页，小字。”
我知道那种小字，大概比蚂蚁的睫毛还细，正常人根本不会看。
“这个引擎能做什么？”我问。
“它能预测两个人的匹配度，不是百分之几的那种预测，而是——他们会不会在一起，在一起多久，会不会结婚，会不会离婚，甚至会不会吵架，为什么吵架，谁先提分手。所有这些，它都能预测。”
我盯着屏幕看了几秒钟，然后说：“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感情不是数学题。两个人在一起，有太多变量了。感觉、缘分、天气、心情、甚至当天吃的东西好不好吃，都会影响结果。你不可能用一个算法把这些都算进去。”
方若彤推了推眼镜，说了一句让我印
我叫沈鹿溪，今年二十八岁，在一家叫“缘来如此”的婚恋公司做匹配师。
说好听点是匹配师，说难听点就是——帮人牵线搭桥的媒婆。只不过我不走街串巷，不挎着竹篮，不戴红花，我坐在写字楼的格子间里，对着电脑屏幕，把A男推给B女，把C女推给D男，然后在系统后台看着他们聊天、见面、吵架、分手、再回来重新匹配。
我的工作台上有三样东西：一杯凉透的美式咖啡，一盒快吃完的薄荷糖，一个印着公司logo的工牌。工牌上写着我的名字和职位，照片里的我穿着白衬衫，笑容标准，看起来像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在这个岗位上干了三年，经手匹配过的用户超过两万对。其中领证的大概有一千多对，生了孩子的有三百多对，离婚的有四十多对。这些数据我都记得，不是因为我有超强的记忆力，而是因为每次有用户结婚，公司会发五百块奖金；每次有用户离婚，公司会扣两百块绩效。
我的人生就在这五百和两百之间来回拉扯，像一条被抻来抻去的橡皮筋。
事情发生转变的那天，是个周三的下午。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下午我的咖啡机坏了，我喝了一杯速溶的，味道像洗脚水。
公司的产品总监赵明远突然出现在我的工位旁边。他四十出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西装永远笔挺，说话的时候喜欢把手插在口袋里，做出一副乔布斯的派头。但大家都知道，他的所有创意都是从别的App上抄来的，只不过抄得比别人快，抄得比别人不要脸。
“沈鹿溪，”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来一下会议室。”
我跟着他走进三号会议室。里面已经坐了三个人——一个我没见过的中年女人，戴着金丝眼镜，面前摆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一个年轻男人，穿着格子衬衫，看起来像个程序员；还有一个是公司的大老板周国强，他一般不来我们这层楼，今天居然亲自出面，说明事情不小。
“坐，”周国强指了指椅子，“小沈，公司有个新项目，想让你参与。”
“什么项目？”
那个戴金丝眼镜的女人开口了。她说她叫方若彤，是公司新聘请的首席科学家，以前在某大学研究社会心理学。她说话的时候习惯性地推眼镜，每推一次就代表她要开始一个新的话题。
“沈鹿溪，你在公司做了三年匹配师，你觉得我们的匹配算法怎么样？”
我想了想，说：“还行吧。百分之三十七的见面率，百分之十二的牵手率，百分之五的结婚率。行业平均水平。”
“行业平均水平，”方若彤重复了一遍这几个字，嘴角微微翘了一下，“你觉得这个水平够吗？”
“够不够不是我说了算，是老板说了算。”
周国强在旁边笑了一下，没说话。
方若彤打开笔记本电脑，转过来让我看屏幕。屏幕上是一个我没见过的界面，密密麻麻的代码和数据模型，看起来比我们现有的系统复杂至少十倍。
“这是我们花了两年时间研发的新一代匹配引擎，”她说，“代号‘红线’。它不仅仅是看用户的年龄、收入、学历、兴趣爱好这些表面数据。它会分析用户的聊天记录、社交媒体的发言、购物习惯、浏览历史、甚至手机里的输入法词频——通过这些数据，建立一个完整的人格模型。”
“听起来有点侵犯隐私。”
“所有用户都签了授权协议，”方若彤面不改色，“在第十八页，小字。”
我知道那种小字，大概比蚂蚁的睫毛还细，正常人根本不会看。
“这个引擎能做什么？”我问。
“它能预测两个人的匹配度，不是百分之几的那种预测，而是——他们会不会在一起，在一起多久，会不会结婚，会不会离婚，甚至会不会吵架，为什么吵架，谁先提分手。所有这些，它都能预测。”
我盯着屏幕看了几秒钟，然后说：“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感情不是数学题。两个人在一起，有太多变量了。感觉、缘分、天气、心情、甚至当天吃的东西好不好吃，都会影响结果。你不可能用一个算法把这些都算进去。”
方若彤推了推眼镜，说了一句让我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