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心铸梦
第1章
黄河边的少年------------------------------------------，黄河封冻了。，在柳河村这一段终于安静下来，像一头跑累了的老牛，趴在河床上喘着粗气。冰面是灰白色的，裂着纵横交错的纹路，远远望去像一张被揉皱的宣纸。河滩上的芦苇早就枯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杆子立在风里，被刮得呜呜响。，天还没亮透，林建邦就出门了。，顺着村后的土坡下到河滩里。河滩上的风比村里大得多，刀子似的割在脸上。他缩着脖子，把两只手揣进袖筒里，沿着冰面边缘走，眼睛盯着芦苇根下面的泥土。。。挖出来洗掉泥，嚼起来甜丝丝的，虽然纤维粗得像麻绳，咽下去刮嗓子，但总比饿肚子强。今年家里的玉米面吃到十一月就见了底，红薯干也剩不多了。母亲把红薯干锁在柜子里，每天数着拿出来，一顿饭一人三片，用白水煮了，稀得能照见人影。，正是能吃的年纪。三片红薯干泡成的一碗稀汤，他喝下去连个水饱都算不上，不到两个时辰肚子就咕噜噜叫。他不跟母亲说，母亲比他吃得还少。他就在晚上偷偷出来，到河滩上挖芦苇根，到沟渠边捋灰灰菜的种子，到打谷场上捡秋收时落下的黄豆粒——一颗一颗地捡，攒够一小把，回家放在灶膛里烧熟了吃，香得能把舌头吞下去。，用手扒开冻硬的泥土。土冻得像铁，指甲盖抠得生疼，他找了一根树枝当撬棍，撬开一块土，下面露出几根白生生的芦苇根。他拽出来，在裤腿上蹭了蹭泥，塞进嘴里嚼。，他眯起眼睛，觉得身上的冷劲儿退了一些。“建邦！”。他抬头，看见一个黑影从土坡上连滚带爬地跑下来，到跟前才看清是赵锐。，一个村的，两家隔了三排房。赵锐爹叫赵大江，是个木匠，手巧，能打柜子打桌椅，在十里八乡都有些名气。赵锐随他爹，脑子活，嘴甜，见人不笑不说话，村里人都说这小子将来有出息。，呼哧带喘，脸上却带着笑。他两只手捂着棉袄的前襟，里面鼓鼓囊囊的，像是揣了什么东西。“你咋在这儿？我上你家找你，你妈说你出来了。”赵锐说。
“挖点芦苇根。”林建邦把手里的半截根递过去，“吃不？”
赵锐摆摆手，神秘兮兮地左右看了看，然后把棉袄前襟掀开——
里面揣着两个红薯，个头不大，皮红红的，还带着泥。
“哪儿来的？”林建邦眼睛亮了。
“别管哪儿来的，吃就是了。”赵锐蹲下来，从腰里摸出一把铅笔刀，把红薯切成几片，递给林建邦两片。
林建邦接过来，没急着吃，先问：“你偷的？”
“偷什么偷，”赵锐翻了个白眼，“我爹给人打柜子，东家没钱，给了半袋红薯顶工钱。我偷……我拿了两出来。”
“你爹知道了不揍你？”
“揍就揍呗，反正又不是没揍过。”赵锐已经把一片红薯塞进嘴里，嚼得咔嚓咔嚓响，“快吃，凉了就不好吃了。”
林建邦咬了一口。红薯是生的，硬邦邦的，但甜得很。他嚼了两下，舍不得咽，含在嘴里让甜味慢慢化。
两个人蹲在河滩上，背靠着背挡风，咔嚓咔嚓地吃红薯。河滩上除了风声，就是他们嚼红薯的声音。
“建邦，”赵锐吃完最后一片，舔了舔手指头，“你说咱村咋这么穷呢？”
林建邦没吭声。
“我家一年到头吃红薯，吃得我放屁都是红薯味。”赵锐又说，“我爹干一天木匠活，挣两块钱，连包好烟都买不起。”
“你家好歹还有你爹挣钱。”林建邦说。他父亲林德厚去年还能下地干活，今年就不行了，咳血，躺在床上起不来。去县医院看过，大夫说是肺上的毛病，要住院，要花钱。母亲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两只下蛋的母鸡，后院那棵榆树，母亲陪嫁的一对银镯子——凑了不到两百块钱，住了半个月院就花光了。大夫说，这病得慢慢养，不能断药。药一瓶八块钱，一个月要两瓶。十六块钱，放在以前不算什么，现在却是天文数字。
“你爹的病咋样了？”赵锐问。
“还那样，咳。”
“没去大医院看看？”
“没钱。”林建邦把最后一口红薯咽下去，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走吧，回去晚了家里该找了。”
两个人爬上土坡，沿着村后的土路往回走。柳河村不大，七八十户人家，房子都是土坯墙茅草顶，灰扑扑地趴在一片平坦的黄土地上，像一群缩着脖子的麻雀。村口有棵老槐树，不知道多少年了，树干粗得三个人抱不住，夏天的时候树荫能遮住半条街。现在冬天，树叶掉光了，光秃秃的枝丫戳在天上，像老人伸着的手指头。
走到赵锐家门口，赵锐说：“晚上我再来找你，有东西给你听。”
“啥东西？”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赵锐挤挤眼睛，跑进了院子。
林建邦推开自家的院门。院子不大，收拾得还算整齐，靠墙堆着一垛玉米秸秆，是冬天烧火用的。三间土坯房，东头是父母的屋，西头是他的，中间是堂屋，兼做灶房。屋顶的茅草有些地方塌了，露出里面的房梁，母亲用一块塑料布盖住，拿砖头压着，风一吹就呼啦啦响。
堂屋里，母亲正在灶台前忙活。她叫王秀英，四十出头的人，看着像五十多。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手指头因为常年糊纸盒，弯曲得伸不直，骨节粗大，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浆糊的痕迹。
“回来了？”王秀英头也没抬，“灶上有热水，洗洗手，一会儿吃饭。”
“妈，我挖了些芦苇根。”林建邦把手里的一把根放在灶台上。
王秀英看了一眼，没说话，把那把芦苇根拿起来，用水冲了冲，切成段，扔进了锅里。
早饭是红薯干稀饭，一人一碗，外加一块咸菜疙瘩。林建邦端着碗，坐在门槛上喝。稀饭烫，他小口小口地吸溜，眼睛看着院子里的那棵枣树。枣树也枯了，枝丫上挂着几片没掉干净的叶子，在风里打转。
“你爹昨晚又咳了大半宿。”王秀英端着碗走进东屋，声音低低的，“药快没了，得再去买一瓶。”
林建邦放下碗：“我去，今天就去。”
“你有钱？”
“我攒了些。”林建邦从贴身衣服的口袋里摸出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几张毛票和几个硬币，数了数，一共两块四毛钱。
王秀英看着那些钱，眼眶红了：“你攒这些钱不容易……”
“妈，没事。”林建邦把钱重新包好，“买药要紧。”
他喝完稀饭，洗了碗，又去东屋看了看父亲。林德厚躺在床上，被子拉到下巴，脸瘦得只剩一层皮包着骨头，颧骨高高地突出来，眼窝深深地凹下去。他闭着眼睛，胸口一起一伏，呼吸声很重，像拉风箱。
“爹，我去给你买药。”林建邦说。
林德厚睁开眼睛，看了儿子一眼，嘴唇动了动，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别去了，省着点。”
“不省。”林建邦说，“你好好养着，我一会儿就回来。”
他转身出了门，沿着村路往镇上走。柳河村到镇上十五里，都是土路，坑坑洼洼的，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今天没下雨，但风大，刮起来的黄土迷眼睛。林建邦把棉袄领子竖起来，缩着脖子走。
棉袄是去年拆了父亲的旧军装改的，洗得发了白，肘部打了两个补丁，里面的棉花结了块，有的地方厚得像馒头，有的地方薄得像纸，风一吹就透。他两只手揣在袖筒里，快步走着，脚上的棉鞋也破了，右脚的鞋底磨穿了，走一步灌一脚冷风。
到镇上的时候，快中午了。
柳河镇不大，就一条主街，两边是供销社、粮站、卫生院、邮电所，还有几家个体户的小铺子。街上人不多，偶尔有辆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过去，扬起一路黄尘。
林建邦先去卫生院。卫生院在一排青砖房子里，门上的红漆剥落了，露出下面的木头。他推门进去，一股来苏水的味道扑面而来。挂号处的窗口后面坐着一个中年妇女，戴着白帽子，正在织毛衣。
“买药。”林建邦说。
“谁的药？什么药？”
“林德厚的，肺上的药，大夫开的那个。”
中年妇女翻了一阵，从柜子里拿出一瓶药。白色的塑料瓶，上面贴着标签，写着药名和用法。林建邦不认识几个字，但他认得这个瓶子——上次就是他来买的。
“八块钱。”中年妇女说。
林建邦把布包递过去。中年妇女打开，数了数，皱起眉头：“不够，这才两块四。”
“能不能先欠着？过几天我来补上。”
“欠不了，卫生院不赊账。”中年妇女把布包推回来，“回去凑够了再来。”
林建邦站在窗口前，没动。他攥着那个布包，手指头捏得发白。
“要不……”他犹豫了一下，“有没有便宜点的药？”
“便宜点的不管用，你爹那个病，得用这个。”
林建邦沉默了一会儿，把布包揣回口袋，转身出了卫生院。
他站在街上，风灌进领口，冷得打了个哆嗦。八块钱，就差五块六。家里什么都没有了，能卖的都卖了，去哪儿凑这五块六？
他漫无目的地沿着街走，走到供销社门口，停下来。供销社的橱窗里摆着些东西：暖水瓶、搪瓷盆、解放鞋、的确良布，还有一台收音机——上海牌的，标价三十二块。三十二块，够他爹吃四个月的药。
收音机旁边贴着一张宣传画，上面印着天安门和华表，还有一行红字：“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
林建邦盯着那张宣传画看了好一会儿，转身走了。
他在街上转了半个时辰，最后在邮电所门口蹲下来，靠着墙，把脸埋在膝盖里。风从街口灌进来，吹得他后背发凉。他想起父亲以前的样子——父亲当过兵，参加过抗美援朝，退伍后回乡种地。小时候，父亲常把他架在脖子上，沿着黄河大堤走，指着一望无际的黄土地说：“邦儿，咱中国的土地，养活得了咱中国人。”
那时候父亲多壮实啊，腰板挺得笔直，说话声音像打雷。现在呢？瘦成一把骨头，躺在床上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
林建邦把脸往膝盖里埋了埋，眼眶发酸。他没哭。他已经很久没哭过了。上一次哭是去年秋天，父亲从医院回来，大夫说这病得慢慢养，不能断药。那天晚上他躲在被子里，咬着被角哭了一场，第二天起来眼睛肿得像桃子。从那以后他就没再哭过。哭没有用，哭不来钱，哭不来药。
“建邦？”
他抬头，看见一个老头推着辆破板车站在面前。老头六十来岁，瘦，弓着背，脸上沟壑纵横，戴着一顶破了边的毡帽，穿着一件油腻腻的黑棉袄，腰里系着根草绳。板车上堆着些破烂——废铁、破布、旧报纸、碎玻璃瓶子，叮叮当当的。
是周师傅。
周师傅大名叫周德顺，是镇上收破烂的。说是师傅，其实就他一个人，一辆板车，走街串巷收废品。林建邦认识他，夏天的时候林建邦在镇上捡废铁卖给他，一来二去就熟了。
“你咋在这儿蹲着？这么冷的天。”周师傅把板车停在路边，从棉袄口袋里摸出一个烟荷包，卷了根烟，划火柴点上。
“周师傅，”林建邦站起来，“你收的破烂里，有没有能卖上价钱的？”
周师傅吸了口烟，眯着眼看他：“你缺钱？”
“给我爹买药，差五块六。”
周师傅沉默了一会儿，把烟抽完，在鞋底上掐灭，说：“跟我来。”
他推着板车拐进一条巷子，林建邦跟在后面。巷子尽头是个院子，土墙塌了一半，里面的房子也破破烂烂的，窗户上的玻璃碎了几块，用塑料布糊着。这是周师傅的家，也是他的废品站。
院子里堆得满满当当，废铁烂铜、旧书破报纸、碎玻璃烂塑料，分门别类地码着，虽然都是破烂，但码得整整齐齐。靠墙根搭了个棚子，棚子下面放着几张破桌子，上面摆着些拆开的零件——旧收音机的、旧钟表的、旧自行车的，还有一些林建邦叫不出名字的东西。
周师傅把板车上的东西卸下来，分好类，然后进了屋。过了一会儿，他出来，手里拿着几张毛票。
“凑了三块二，加上你的，够了。”他把钱递过来。
林建邦没接：“我不能要你的钱。”
“不是白给你的。”周师傅指了指棚子下面的一堆废铁，“帮我把这些分分类，铜归铜，铁归铁，铝归铝，分清楚了。干完了，这钱算你的工钱。”
林建邦看了看那堆废铁，又看了看周师傅手里的钱，接过来：“行。”
他蹲在棚子下面，开始干活。废铁上满是锈迹和油泥，他也不嫌脏，一块一块地拣，用砂纸打磨出本色，看颜色、掂分量、听声音——这些都是周师傅教他的。铜发红，沉手，敲起来声音脆；铁发灰，分量适中，声音闷；铝发白，轻，声音尖。
“周师傅，”林建邦一边干活一边问，“你咋啥都能分出来？”
周师傅坐在门槛上，又卷了根烟：“干了一辈子了，闭着眼都能摸出来。”
“你干这行多少年了？”
“二十多年了。解放前在天津卫的废品站当学徒，后来回了老家，接着干。”周师傅吸了口烟，眯起眼睛，“这行看着脏，其实有学问。识货的人，能从破烂里找出宝贝来。”
“什么宝贝？”
“多了去了。铜线分紫铜黄铜，价钱差一倍；旧书里能翻出粮票布票，那会儿值钱；破收音机里的零件拆开卖，比整机贵。还有更稀罕的，”周师傅压低声音，“有人在废铁堆里拣出过银元，有人从旧家具里拆出过金条。”
林建邦停下手里的活：“真的？”
“真的。不过那是撞大运，一辈子能撞上一回就不错了。正经赚钱，还得靠识货、靠手艺、靠下力气。”周师傅把烟屁股扔在地上，用脚碾灭，“小子，你记住，这世上没有白捡的钱。每一分钱，都得拿汗珠子换。”
林建邦点点头，继续干活。
他干了两个多时辰，天快黑的时候才把那一堆废铁分完。周师傅看了看，满意地点点头：“行，是块干活的料。”
林建邦站起来，腿蹲麻了，趔趄了一下。他把手在裤子上蹭了蹭，把那三块二和周师傅给的钱凑在一起，正好八块。
“周师傅，谢谢你。”他鞠了一躬。
“谢什么，你干活了，我付钱，公平买卖。”周师傅摆摆手，“赶紧去买药吧，别耽误了。”
林建邦跑到卫生院，买了药，揣在怀里，一路小跑往回赶。天已经黑透了，没有月亮，星星冷冰冰地挂在天上。土路看不清，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摔了两跤，膝盖磕破了，裤子上沾了泥。他也不觉得疼，只管跑。
到家的时候，母亲正站在院门口张望。
“买到了？”她问。
“买到了。”林建邦把药递过去，喘着粗气。
王秀英接过药，看了他一眼，嘴唇动了动，没说话，转身进了屋。
林建邦跟进去，看见父亲已经坐起来了，靠着被子，脸色蜡黄，但精神比早上好些。王秀英倒了水，把药喂他吃了。
“邦儿，”林德厚吃了药，缓了口气，“过来。”
林建邦走过去，站在床前。
林德厚伸出手，摸了摸儿子的头。他的手瘦得像鸡爪子，骨节突出，手背上青筋暴起，但摸在头上的感觉还是温热的。
“爹对不住你，”林德厚说，声音沙哑，“让你这么小就操心。”
“爹你别这么说。”林建邦的声音有点哑。
“你爷爷是支前模范，淮海战役的时候，推着独轮车给前线送粮食，三天三夜没合眼。”林德厚慢慢地说，“我当兵的时候，你爷爷跟我说，咱家三代都是庄稼人，没给国家丢过脸。抗美援朝，我去了，在朝鲜待了两年，零下四十度，枪栓都冻住了，我们照样打。”
他停下来，咳了几声，王秀英赶紧给他捶背。
“我回来了，没缺胳膊没缺腿，算是命大。”林德厚继续说，“我这辈子没啥本事，种了一辈子地，没给国家做啥贡献。但是邦儿，你记住——”
他抓住林建邦的手，攥得紧紧的。
“做人要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良心。不管将来干啥，都得堂堂正正。”
林建邦用力点了点头：“爹，我记住了。”
---
二
大年三十那天，柳河村下了一场雪。
雪不大，薄薄地盖了一层，把那些灰扑扑的土坯房、光秃秃的树、坑坑洼洼的土路都罩上了一层白色，看起来干净了些，也体面了些。
林建邦起了个大早，去村口的老槐树下捡了些枯枝回来当柴火。王秀英把柜子里最后一把白面拿出来，和了水，擀了一顿面条。没有卤子，就用酱油和醋拌了拌，一人一碗。林德厚也坐起来吃了半碗，吃完又躺下了。
“妈，明天我去县城。”林建邦一边吃面一边说。
“去县城干啥？”
“找个活干。听人说县城有招工的，搬砖和泥，一天能挣一块二。”
王秀英放下筷子：“你不念书了？”
“不念了。”林建邦低着头，把碗里的面条扒拉干净，“念书要钱，家里没钱。”
王秀英沉默了很久。她知道儿子说的是实情。林建邦在村小念到五年级，成绩一直好，田老师说他脑子聪明，要是能念到初中，将来考个中专，出来就有铁饭碗。可是念初中要去镇上，学费、书费、住校费，一年下来得好几十块。这几十块钱，对现在的林家来说，是一座翻不过去的山。
“你爹知道了，会难过的。”王秀英说。
“爹的身体要紧。”林建邦把碗放下，“等爹病好了，再说念书的事。”
那天晚上，林建邦坐在门槛上看雪。雪已经停了，月亮从云层里钻出来，照得地上白花花的。远处传来零星的鞭炮声，是村东头赵大江家在放炮。赵大江今年接了几个打家具的活，手里宽裕些，买了一挂二百响的鞭炮，噼里啪啦响了半天。
“建邦！”
赵锐从院墙外面探进头来，冻得鼻尖通红，嘴里哈着白气。
“进来。”林建邦说。
赵锐翻过院墙，跑到跟前，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一个收音机，巴掌大小，银灰色的外壳磨得掉了漆，天线断了一截，用铁丝拧着。
“哪儿来的？”林建邦问。
“我爹从一个修收音机的朋友那儿淘换的，坏了，人家不要了，我拿回来修好了。”赵锐得意地拧了拧旋钮，“你听——”
收音机里沙沙地响了一阵，然后传出一个声音，断断续续的，像隔着一层纱布。赵锐调了调，声音渐渐清晰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林建邦凑近了听。收音机里的声音庄重而缓慢，一字一句地念着新闻稿。很多词他听不太懂，但他听清了“改革开放”四个字。
“这是啥意思？”他问赵锐。
“我也不太懂，”赵锐挠了挠头，“听人说，是要搞活经济，让老百姓富起来。深圳那边已经在搞了，好多人在那儿发财。”
“深圳在哪儿？”
“老远了，在南边，靠海。”赵锐把收音机放在膝盖上，“我听说，那边一天能挣好几块钱，比咱们这儿干一个月都多。”
林建邦没说话，看着院子里的雪地发呆。一天挣好几块，一个月就是上百块。上百块钱，够他爹吃一年的药，够他念好几年的书。
“等开春了，我想去深圳。”赵锐突然说。
林建邦转过头看他。
“我有个远房亲戚在那边，在工地上干活，说缺人手。”赵锐的眼睛在月光下亮亮的，“我想去试试。”
“你爹同意？”
“不同意也得同意，我又不是小孩子了。”赵锐把收音机塞回怀里，“建邦，你也去吧，咱俩一起。”
林建邦摇了摇头：“我走不了，我爹那个样子，我妈一个人不行。”
赵锐沉默了一会儿，拍了拍他的肩膀：“那你先守着，等我混好了，来接你。”
“行。”林建邦说。
那天晚上，两个少年坐在门槛上，听着收音机里的广播，看着院子里的雪。收音机里传来一首歌，旋律悠扬，林建邦听不清歌词，只觉得好听。风停了，雪地映着月光，亮得像白天一样。
“建邦，”赵锐忽然说，“你信不信，十年后，我会是咱们县最有钱的人。”
林建邦看着远处黑黢黢的黄河大堤，说：“我不想当最有钱的，我只想当最踏实的。”
赵锐笑了，笑声在冬天的夜里传出很远。
远处，鞭炮声又响了一阵，然后渐渐稀了，最后归于沉寂。
一九七九年的最后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黄河还在封冻。老槐树还在风里站着。柳河村的土坯房里，人们蜷缩在被子里，等着春天的到来。
而春天，已经不远了。
“挖点芦苇根。”林建邦把手里的半截根递过去，“吃不？”
赵锐摆摆手，神秘兮兮地左右看了看，然后把棉袄前襟掀开——
里面揣着两个红薯，个头不大，皮红红的，还带着泥。
“哪儿来的？”林建邦眼睛亮了。
“别管哪儿来的，吃就是了。”赵锐蹲下来，从腰里摸出一把铅笔刀，把红薯切成几片，递给林建邦两片。
林建邦接过来，没急着吃，先问：“你偷的？”
“偷什么偷，”赵锐翻了个白眼，“我爹给人打柜子，东家没钱，给了半袋红薯顶工钱。我偷……我拿了两出来。”
“你爹知道了不揍你？”
“揍就揍呗，反正又不是没揍过。”赵锐已经把一片红薯塞进嘴里，嚼得咔嚓咔嚓响，“快吃，凉了就不好吃了。”
林建邦咬了一口。红薯是生的，硬邦邦的，但甜得很。他嚼了两下，舍不得咽，含在嘴里让甜味慢慢化。
两个人蹲在河滩上，背靠着背挡风，咔嚓咔嚓地吃红薯。河滩上除了风声，就是他们嚼红薯的声音。
“建邦，”赵锐吃完最后一片，舔了舔手指头，“你说咱村咋这么穷呢？”
林建邦没吭声。
“我家一年到头吃红薯，吃得我放屁都是红薯味。”赵锐又说，“我爹干一天木匠活，挣两块钱，连包好烟都买不起。”
“你家好歹还有你爹挣钱。”林建邦说。他父亲林德厚去年还能下地干活，今年就不行了，咳血，躺在床上起不来。去县医院看过，大夫说是肺上的毛病，要住院，要花钱。母亲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两只下蛋的母鸡，后院那棵榆树，母亲陪嫁的一对银镯子——凑了不到两百块钱，住了半个月院就花光了。大夫说，这病得慢慢养，不能断药。药一瓶八块钱，一个月要两瓶。十六块钱，放在以前不算什么，现在却是天文数字。
“你爹的病咋样了？”赵锐问。
“还那样，咳。”
“没去大医院看看？”
“没钱。”林建邦把最后一口红薯咽下去，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走吧，回去晚了家里该找了。”
两个人爬上土坡，沿着村后的土路往回走。柳河村不大，七八十户人家，房子都是土坯墙茅草顶，灰扑扑地趴在一片平坦的黄土地上，像一群缩着脖子的麻雀。村口有棵老槐树，不知道多少年了，树干粗得三个人抱不住，夏天的时候树荫能遮住半条街。现在冬天，树叶掉光了，光秃秃的枝丫戳在天上，像老人伸着的手指头。
走到赵锐家门口，赵锐说：“晚上我再来找你，有东西给你听。”
“啥东西？”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赵锐挤挤眼睛，跑进了院子。
林建邦推开自家的院门。院子不大，收拾得还算整齐，靠墙堆着一垛玉米秸秆，是冬天烧火用的。三间土坯房，东头是父母的屋，西头是他的，中间是堂屋，兼做灶房。屋顶的茅草有些地方塌了，露出里面的房梁，母亲用一块塑料布盖住，拿砖头压着，风一吹就呼啦啦响。
堂屋里，母亲正在灶台前忙活。她叫王秀英，四十出头的人，看着像五十多。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手指头因为常年糊纸盒，弯曲得伸不直，骨节粗大，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浆糊的痕迹。
“回来了？”王秀英头也没抬，“灶上有热水，洗洗手，一会儿吃饭。”
“妈，我挖了些芦苇根。”林建邦把手里的一把根放在灶台上。
王秀英看了一眼，没说话，把那把芦苇根拿起来，用水冲了冲，切成段，扔进了锅里。
早饭是红薯干稀饭，一人一碗，外加一块咸菜疙瘩。林建邦端着碗，坐在门槛上喝。稀饭烫，他小口小口地吸溜，眼睛看着院子里的那棵枣树。枣树也枯了，枝丫上挂着几片没掉干净的叶子，在风里打转。
“你爹昨晚又咳了大半宿。”王秀英端着碗走进东屋，声音低低的，“药快没了，得再去买一瓶。”
林建邦放下碗：“我去，今天就去。”
“你有钱？”
“我攒了些。”林建邦从贴身衣服的口袋里摸出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几张毛票和几个硬币，数了数，一共两块四毛钱。
王秀英看着那些钱，眼眶红了：“你攒这些钱不容易……”
“妈，没事。”林建邦把钱重新包好，“买药要紧。”
他喝完稀饭，洗了碗，又去东屋看了看父亲。林德厚躺在床上，被子拉到下巴，脸瘦得只剩一层皮包着骨头，颧骨高高地突出来，眼窝深深地凹下去。他闭着眼睛，胸口一起一伏，呼吸声很重，像拉风箱。
“爹，我去给你买药。”林建邦说。
林德厚睁开眼睛，看了儿子一眼，嘴唇动了动，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别去了，省着点。”
“不省。”林建邦说，“你好好养着，我一会儿就回来。”
他转身出了门，沿着村路往镇上走。柳河村到镇上十五里，都是土路，坑坑洼洼的，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今天没下雨，但风大，刮起来的黄土迷眼睛。林建邦把棉袄领子竖起来，缩着脖子走。
棉袄是去年拆了父亲的旧军装改的，洗得发了白，肘部打了两个补丁，里面的棉花结了块，有的地方厚得像馒头，有的地方薄得像纸，风一吹就透。他两只手揣在袖筒里，快步走着，脚上的棉鞋也破了，右脚的鞋底磨穿了，走一步灌一脚冷风。
到镇上的时候，快中午了。
柳河镇不大，就一条主街，两边是供销社、粮站、卫生院、邮电所，还有几家个体户的小铺子。街上人不多，偶尔有辆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过去，扬起一路黄尘。
林建邦先去卫生院。卫生院在一排青砖房子里，门上的红漆剥落了，露出下面的木头。他推门进去，一股来苏水的味道扑面而来。挂号处的窗口后面坐着一个中年妇女，戴着白帽子，正在织毛衣。
“买药。”林建邦说。
“谁的药？什么药？”
“林德厚的，肺上的药，大夫开的那个。”
中年妇女翻了一阵，从柜子里拿出一瓶药。白色的塑料瓶，上面贴着标签，写着药名和用法。林建邦不认识几个字，但他认得这个瓶子——上次就是他来买的。
“八块钱。”中年妇女说。
林建邦把布包递过去。中年妇女打开，数了数，皱起眉头：“不够，这才两块四。”
“能不能先欠着？过几天我来补上。”
“欠不了，卫生院不赊账。”中年妇女把布包推回来，“回去凑够了再来。”
林建邦站在窗口前，没动。他攥着那个布包，手指头捏得发白。
“要不……”他犹豫了一下，“有没有便宜点的药？”
“便宜点的不管用，你爹那个病，得用这个。”
林建邦沉默了一会儿，把布包揣回口袋，转身出了卫生院。
他站在街上，风灌进领口，冷得打了个哆嗦。八块钱，就差五块六。家里什么都没有了，能卖的都卖了，去哪儿凑这五块六？
他漫无目的地沿着街走，走到供销社门口，停下来。供销社的橱窗里摆着些东西：暖水瓶、搪瓷盆、解放鞋、的确良布，还有一台收音机——上海牌的，标价三十二块。三十二块，够他爹吃四个月的药。
收音机旁边贴着一张宣传画，上面印着天安门和华表，还有一行红字：“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
林建邦盯着那张宣传画看了好一会儿，转身走了。
他在街上转了半个时辰，最后在邮电所门口蹲下来，靠着墙，把脸埋在膝盖里。风从街口灌进来，吹得他后背发凉。他想起父亲以前的样子——父亲当过兵，参加过抗美援朝，退伍后回乡种地。小时候，父亲常把他架在脖子上，沿着黄河大堤走，指着一望无际的黄土地说：“邦儿，咱中国的土地，养活得了咱中国人。”
那时候父亲多壮实啊，腰板挺得笔直，说话声音像打雷。现在呢？瘦成一把骨头，躺在床上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
林建邦把脸往膝盖里埋了埋，眼眶发酸。他没哭。他已经很久没哭过了。上一次哭是去年秋天，父亲从医院回来，大夫说这病得慢慢养，不能断药。那天晚上他躲在被子里，咬着被角哭了一场，第二天起来眼睛肿得像桃子。从那以后他就没再哭过。哭没有用，哭不来钱，哭不来药。
“建邦？”
他抬头，看见一个老头推着辆破板车站在面前。老头六十来岁，瘦，弓着背，脸上沟壑纵横，戴着一顶破了边的毡帽，穿着一件油腻腻的黑棉袄，腰里系着根草绳。板车上堆着些破烂——废铁、破布、旧报纸、碎玻璃瓶子，叮叮当当的。
是周师傅。
周师傅大名叫周德顺，是镇上收破烂的。说是师傅，其实就他一个人，一辆板车，走街串巷收废品。林建邦认识他，夏天的时候林建邦在镇上捡废铁卖给他，一来二去就熟了。
“你咋在这儿蹲着？这么冷的天。”周师傅把板车停在路边，从棉袄口袋里摸出一个烟荷包，卷了根烟，划火柴点上。
“周师傅，”林建邦站起来，“你收的破烂里，有没有能卖上价钱的？”
周师傅吸了口烟，眯着眼看他：“你缺钱？”
“给我爹买药，差五块六。”
周师傅沉默了一会儿，把烟抽完，在鞋底上掐灭，说：“跟我来。”
他推着板车拐进一条巷子，林建邦跟在后面。巷子尽头是个院子，土墙塌了一半，里面的房子也破破烂烂的，窗户上的玻璃碎了几块，用塑料布糊着。这是周师傅的家，也是他的废品站。
院子里堆得满满当当，废铁烂铜、旧书破报纸、碎玻璃烂塑料，分门别类地码着，虽然都是破烂，但码得整整齐齐。靠墙根搭了个棚子，棚子下面放着几张破桌子，上面摆着些拆开的零件——旧收音机的、旧钟表的、旧自行车的，还有一些林建邦叫不出名字的东西。
周师傅把板车上的东西卸下来，分好类，然后进了屋。过了一会儿，他出来，手里拿着几张毛票。
“凑了三块二，加上你的，够了。”他把钱递过来。
林建邦没接：“我不能要你的钱。”
“不是白给你的。”周师傅指了指棚子下面的一堆废铁，“帮我把这些分分类，铜归铜，铁归铁，铝归铝，分清楚了。干完了，这钱算你的工钱。”
林建邦看了看那堆废铁，又看了看周师傅手里的钱，接过来：“行。”
他蹲在棚子下面，开始干活。废铁上满是锈迹和油泥，他也不嫌脏，一块一块地拣，用砂纸打磨出本色，看颜色、掂分量、听声音——这些都是周师傅教他的。铜发红，沉手，敲起来声音脆；铁发灰，分量适中，声音闷；铝发白，轻，声音尖。
“周师傅，”林建邦一边干活一边问，“你咋啥都能分出来？”
周师傅坐在门槛上，又卷了根烟：“干了一辈子了，闭着眼都能摸出来。”
“你干这行多少年了？”
“二十多年了。解放前在天津卫的废品站当学徒，后来回了老家，接着干。”周师傅吸了口烟，眯起眼睛，“这行看着脏，其实有学问。识货的人，能从破烂里找出宝贝来。”
“什么宝贝？”
“多了去了。铜线分紫铜黄铜，价钱差一倍；旧书里能翻出粮票布票，那会儿值钱；破收音机里的零件拆开卖，比整机贵。还有更稀罕的，”周师傅压低声音，“有人在废铁堆里拣出过银元，有人从旧家具里拆出过金条。”
林建邦停下手里的活：“真的？”
“真的。不过那是撞大运，一辈子能撞上一回就不错了。正经赚钱，还得靠识货、靠手艺、靠下力气。”周师傅把烟屁股扔在地上，用脚碾灭，“小子，你记住，这世上没有白捡的钱。每一分钱，都得拿汗珠子换。”
林建邦点点头，继续干活。
他干了两个多时辰，天快黑的时候才把那一堆废铁分完。周师傅看了看，满意地点点头：“行，是块干活的料。”
林建邦站起来，腿蹲麻了，趔趄了一下。他把手在裤子上蹭了蹭，把那三块二和周师傅给的钱凑在一起，正好八块。
“周师傅，谢谢你。”他鞠了一躬。
“谢什么，你干活了，我付钱，公平买卖。”周师傅摆摆手，“赶紧去买药吧，别耽误了。”
林建邦跑到卫生院，买了药，揣在怀里，一路小跑往回赶。天已经黑透了，没有月亮，星星冷冰冰地挂在天上。土路看不清，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摔了两跤，膝盖磕破了，裤子上沾了泥。他也不觉得疼，只管跑。
到家的时候，母亲正站在院门口张望。
“买到了？”她问。
“买到了。”林建邦把药递过去，喘着粗气。
王秀英接过药，看了他一眼，嘴唇动了动，没说话，转身进了屋。
林建邦跟进去，看见父亲已经坐起来了，靠着被子，脸色蜡黄，但精神比早上好些。王秀英倒了水，把药喂他吃了。
“邦儿，”林德厚吃了药，缓了口气，“过来。”
林建邦走过去，站在床前。
林德厚伸出手，摸了摸儿子的头。他的手瘦得像鸡爪子，骨节突出，手背上青筋暴起，但摸在头上的感觉还是温热的。
“爹对不住你，”林德厚说，声音沙哑，“让你这么小就操心。”
“爹你别这么说。”林建邦的声音有点哑。
“你爷爷是支前模范，淮海战役的时候，推着独轮车给前线送粮食，三天三夜没合眼。”林德厚慢慢地说，“我当兵的时候，你爷爷跟我说，咱家三代都是庄稼人，没给国家丢过脸。抗美援朝，我去了，在朝鲜待了两年，零下四十度，枪栓都冻住了，我们照样打。”
他停下来，咳了几声，王秀英赶紧给他捶背。
“我回来了，没缺胳膊没缺腿，算是命大。”林德厚继续说，“我这辈子没啥本事，种了一辈子地，没给国家做啥贡献。但是邦儿，你记住——”
他抓住林建邦的手，攥得紧紧的。
“做人要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良心。不管将来干啥，都得堂堂正正。”
林建邦用力点了点头：“爹，我记住了。”
---
二
大年三十那天，柳河村下了一场雪。
雪不大，薄薄地盖了一层，把那些灰扑扑的土坯房、光秃秃的树、坑坑洼洼的土路都罩上了一层白色，看起来干净了些，也体面了些。
林建邦起了个大早，去村口的老槐树下捡了些枯枝回来当柴火。王秀英把柜子里最后一把白面拿出来，和了水，擀了一顿面条。没有卤子，就用酱油和醋拌了拌，一人一碗。林德厚也坐起来吃了半碗，吃完又躺下了。
“妈，明天我去县城。”林建邦一边吃面一边说。
“去县城干啥？”
“找个活干。听人说县城有招工的，搬砖和泥，一天能挣一块二。”
王秀英放下筷子：“你不念书了？”
“不念了。”林建邦低着头，把碗里的面条扒拉干净，“念书要钱，家里没钱。”
王秀英沉默了很久。她知道儿子说的是实情。林建邦在村小念到五年级，成绩一直好，田老师说他脑子聪明，要是能念到初中，将来考个中专，出来就有铁饭碗。可是念初中要去镇上，学费、书费、住校费，一年下来得好几十块。这几十块钱，对现在的林家来说，是一座翻不过去的山。
“你爹知道了，会难过的。”王秀英说。
“爹的身体要紧。”林建邦把碗放下，“等爹病好了，再说念书的事。”
那天晚上，林建邦坐在门槛上看雪。雪已经停了，月亮从云层里钻出来，照得地上白花花的。远处传来零星的鞭炮声，是村东头赵大江家在放炮。赵大江今年接了几个打家具的活，手里宽裕些，买了一挂二百响的鞭炮，噼里啪啦响了半天。
“建邦！”
赵锐从院墙外面探进头来，冻得鼻尖通红，嘴里哈着白气。
“进来。”林建邦说。
赵锐翻过院墙，跑到跟前，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一个收音机，巴掌大小，银灰色的外壳磨得掉了漆，天线断了一截，用铁丝拧着。
“哪儿来的？”林建邦问。
“我爹从一个修收音机的朋友那儿淘换的，坏了，人家不要了，我拿回来修好了。”赵锐得意地拧了拧旋钮，“你听——”
收音机里沙沙地响了一阵，然后传出一个声音，断断续续的，像隔着一层纱布。赵锐调了调，声音渐渐清晰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林建邦凑近了听。收音机里的声音庄重而缓慢，一字一句地念着新闻稿。很多词他听不太懂，但他听清了“改革开放”四个字。
“这是啥意思？”他问赵锐。
“我也不太懂，”赵锐挠了挠头，“听人说，是要搞活经济，让老百姓富起来。深圳那边已经在搞了，好多人在那儿发财。”
“深圳在哪儿？”
“老远了，在南边，靠海。”赵锐把收音机放在膝盖上，“我听说，那边一天能挣好几块钱，比咱们这儿干一个月都多。”
林建邦没说话，看着院子里的雪地发呆。一天挣好几块，一个月就是上百块。上百块钱，够他爹吃一年的药，够他念好几年的书。
“等开春了，我想去深圳。”赵锐突然说。
林建邦转过头看他。
“我有个远房亲戚在那边，在工地上干活，说缺人手。”赵锐的眼睛在月光下亮亮的，“我想去试试。”
“你爹同意？”
“不同意也得同意，我又不是小孩子了。”赵锐把收音机塞回怀里，“建邦，你也去吧，咱俩一起。”
林建邦摇了摇头：“我走不了，我爹那个样子，我妈一个人不行。”
赵锐沉默了一会儿，拍了拍他的肩膀：“那你先守着，等我混好了，来接你。”
“行。”林建邦说。
那天晚上，两个少年坐在门槛上，听着收音机里的广播，看着院子里的雪。收音机里传来一首歌，旋律悠扬，林建邦听不清歌词，只觉得好听。风停了，雪地映着月光，亮得像白天一样。
“建邦，”赵锐忽然说，“你信不信，十年后，我会是咱们县最有钱的人。”
林建邦看着远处黑黢黢的黄河大堤，说：“我不想当最有钱的，我只想当最踏实的。”
赵锐笑了，笑声在冬天的夜里传出很远。
远处，鞭炮声又响了一阵，然后渐渐稀了，最后归于沉寂。
一九七九年的最后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黄河还在封冻。老槐树还在风里站着。柳河村的土坯房里，人们蜷缩在被子里，等着春天的到来。
而春天，已经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