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馍馍！烙饼饼！老娘发面不等人
第一章：尾声即开端 — 寒心饭
一九八二年的冬天，冷得彻骨。
县医院简陋的病房里，糊着报纸的窗户挡不住寒风的嘶吼，缝隙处结着灰白的霜。
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煤灰和一种生命逐渐腐朽的混合气味，像是时光在这角落里过早地腐烂了。
王秀娥躺在硬板床上，薄被下的身体轻得如同一把枯柴。
蜡黄的皮肤紧贴着颧骨，勾勒出骷髅般的轮廓。
每一次艰难的呼吸都带着细微的哨音，仿佛死神己不耐烦地在她胸腔里踱步。
她的意识在浑浊的黑暗与偶尔的清明间沉浮，像随波逐流的浮木。
最后维系她与这个世界的，不是药水，也不是求生的意志，而是耳边那一阵阵越来越尖锐、越来越不加掩饰的争吵声。
那是她的一双儿女。
她用了大半条命养育成人的骨肉。
“十块钱！
哥，就十块钱的药费！
你开拖拉机的，手指缝里漏点都不止这个数！”
女儿金梅的声音又尖又细，像针一样扎进王秀娥昏沉的脑海。
这声音曾甜甜地唤过她“娘”，如今却淬满了冰碴子。
“说得轻巧！
我拖家带口，油钱、修理费哪个不是钱？
你是嫁出去的姑娘，娘平时攒的体己钱不都偷偷贴补你了？
这时候不该你出？”
儿子建国嗓门粗重，每个字都带着不耐烦的火气。
这是她曾挺着浮肿的腿脚，走十里山路送去上学认字的儿子。
声音忽远忽近，夹杂着护士一句无奈的“这里是医院，病人需要安静”和匆匆离开的脚步声。
他们在争吵一支维系她最后体面、缓解弥留之际痛苦的镇痛针剂，区区十块钱，成了压垮她西十八年任劳任怨人生的最后一根稻草。
寒冷从脚底蔓延上来，像无声的潮水，要把她吞没。
在这无边的冰凉里，她一生的画面，不受控制地翻涌而来，鲜活如昨，却又隔着一层再也无法触及的厚玻璃……是那个扎着乌黑油亮大辫子、脸上透着红润的年轻姑娘，在震耳的鞭炮和媒人夸张的笑声里，羞涩地低着头，心跳如鼓，对未来满怀模糊的憧憬，嫁进了李家。
那时的冬天似乎没这么冷，炕头是暖的，心里揣着一团温暖的火。
画面陡然翻转。
是无数个起早贪黑的日子，灶台前的烟熏火燎让她首流泪，田埂上的烈日把汗水烤成盐渍，无数个深夜里，就着一盏煤油灯，为儿女缝补衣裳首到指腹磨出厚茧，针脚密密麻麻，纳进的是无声的期盼。
是三年困难时期，勒紧裤腰带，把仅有的白面馍馍省给眼巴巴的儿女，自己灌一肚子照得见人影的稀粥，然后挺着虚浮的身子去上工。
是丈夫早逝后，她一个人像男人一样抡起锄头，脊背被岁月压弯，被人指着脊梁骨说“瞧那寡妇的倔样”也咬牙硬撑的岁月。
指望着，盼望着，盼着儿女成人，盼着儿孙绕膝，盼着一个暖和的晚年，一句知冷知热的话。
就连当初起的名字也都在工作以后全都去改了。
所有的指望，所有的盼望，此刻都化作了耳边这冰锥般的争吵，一字一句，凿碎了她对这个世界最后的留恋。
“娘这病就是个无底洞！
医生都说了，就这几天的事，打这针有啥用？
纯粹是浪费钱！”
建国的话像钝刀子割肉。
“就是，还不如省下来，后事总要办得像样点，免得被村里人笑话咱不孝。”
金梅立刻附和，语气里竟带着一丝精明算计的意味。
悔恨，像毒藤一样瞬间缠紧了她的心脏，比癌细胞带来的疼痛更剧烈。
她这一生，究竟是为了什么？
任劳任怨，掏心掏肺，最后换来的，竟是儿女在病榻前，为她最后的安宁斤斤计较、明码标价、推诿扯皮。
她想起老话说的“养儿防老”，此刻听来，是天底下最讽刺的笑话。
一滴浑浊、冰冷的泪，顺着她深陷的眼角滑落，洇湿了灰败发黄的枕巾。
那泪水里，是她耗尽的体温，是她被彻底冻透的心。
她想张嘴，想问问他们，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她宁肯自己饿着，也要让他们吃饱；还记不记得那个夏天，建国发高烧，她抱着他走了二十里夜路去镇上找医生；还记不记得金梅出嫁时，她把自己唯一像样的玉镯子塞进了闺女怀里……这些，难道都抵不过这十块钱吗？
气息，越来越弱，胸口那点微弱的起伏几乎难以察觉。
外间的争吵似乎告一段落，或许是达成了某种丑陋的妥协：最终约定一人出五块，但药还是没打，或许是觉得再吵下去也毫无意义。
脚步声靠近床边，带着残留的怒气和不情愿的沉默。
王秀娥最后一点模糊的视觉里，映出窗外灰蒙蒙、毫无生气的天空。
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干裂的嘴唇微微动了动，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喉咙里像是塞满了棉絮和沙土。
那口型，依稀是：“……冷……”然后，一切的嘈杂、冰冷、悔恨，都离她远去了。
她的世界，彻底陷入了无边无际的黑暗和寂静，仿佛跌进了一口深不见底的古井。
一九八二年，冬，王秀娥，这个劳碌了一生、忍耐了一生的女人，在她认为最亲的人的争吵声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终年西十八岁。
她的眼睛没有完全闭上，残留着一丝难以言喻的冰凉和空洞，仿佛凝固了对这人世最后的不解与绝望。
病房里突然陷入一种诡异的寂静。
只有风还在不知疲倦地拍打着窗户。
建国和金梅站在床前，一时间竟有些无措。
母亲咽气的那一刻，像抽走了他们争吵的根基。
一种混合着轻松（终于不用再伺候和花钱了）、茫然和细微不安的情绪，在空气中弥漫。
过了好几秒，建国才迟疑地伸出手，探到王秀娥的鼻子下。
没有一丝气息。
他缩回手，干咳了一声，嗓音有些发涩：“……没了。”
金梅闻言，像是瞬间入了戏，猛地扑到床边，带着哭腔喊了一声：“娘啊！
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啊！”
声音很大，却像是排练过无数遍，少了真切的心痛，多了几分表演式的哀恸，仿佛哭给这空荡的病房、哭给可能路过的人听。
建国皱着眉，拉开她：“行了，人走了，哭有啥用？
想想后事咋办吧。”
他的目光扫过床上那具迅速失去温度的干瘦躯体，心里盘算的是棺材本、酒席钱，以及如何跟亲戚们报丧。
他甚至没想起来，该替母亲合上那双未曾完全闭上的眼。
就在这死亡降临后的短暂混乱与虚伪哀伤中，靠近床边的建国，忽然皱了皱眉，不确定地低语了一句：“刚才……娘的手指头，是不是动了一下？”
县医院简陋的病房里，糊着报纸的窗户挡不住寒风的嘶吼，缝隙处结着灰白的霜。
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煤灰和一种生命逐渐腐朽的混合气味，像是时光在这角落里过早地腐烂了。
王秀娥躺在硬板床上，薄被下的身体轻得如同一把枯柴。
蜡黄的皮肤紧贴着颧骨，勾勒出骷髅般的轮廓。
每一次艰难的呼吸都带着细微的哨音，仿佛死神己不耐烦地在她胸腔里踱步。
她的意识在浑浊的黑暗与偶尔的清明间沉浮，像随波逐流的浮木。
最后维系她与这个世界的，不是药水，也不是求生的意志，而是耳边那一阵阵越来越尖锐、越来越不加掩饰的争吵声。
那是她的一双儿女。
她用了大半条命养育成人的骨肉。
“十块钱！
哥，就十块钱的药费！
你开拖拉机的，手指缝里漏点都不止这个数！”
女儿金梅的声音又尖又细，像针一样扎进王秀娥昏沉的脑海。
这声音曾甜甜地唤过她“娘”，如今却淬满了冰碴子。
“说得轻巧！
我拖家带口，油钱、修理费哪个不是钱？
你是嫁出去的姑娘，娘平时攒的体己钱不都偷偷贴补你了？
这时候不该你出？”
儿子建国嗓门粗重，每个字都带着不耐烦的火气。
这是她曾挺着浮肿的腿脚，走十里山路送去上学认字的儿子。
声音忽远忽近，夹杂着护士一句无奈的“这里是医院，病人需要安静”和匆匆离开的脚步声。
他们在争吵一支维系她最后体面、缓解弥留之际痛苦的镇痛针剂，区区十块钱，成了压垮她西十八年任劳任怨人生的最后一根稻草。
寒冷从脚底蔓延上来，像无声的潮水，要把她吞没。
在这无边的冰凉里，她一生的画面，不受控制地翻涌而来，鲜活如昨，却又隔着一层再也无法触及的厚玻璃……是那个扎着乌黑油亮大辫子、脸上透着红润的年轻姑娘，在震耳的鞭炮和媒人夸张的笑声里，羞涩地低着头，心跳如鼓，对未来满怀模糊的憧憬，嫁进了李家。
那时的冬天似乎没这么冷，炕头是暖的，心里揣着一团温暖的火。
画面陡然翻转。
是无数个起早贪黑的日子，灶台前的烟熏火燎让她首流泪，田埂上的烈日把汗水烤成盐渍，无数个深夜里，就着一盏煤油灯，为儿女缝补衣裳首到指腹磨出厚茧，针脚密密麻麻，纳进的是无声的期盼。
是三年困难时期，勒紧裤腰带，把仅有的白面馍馍省给眼巴巴的儿女，自己灌一肚子照得见人影的稀粥，然后挺着虚浮的身子去上工。
是丈夫早逝后，她一个人像男人一样抡起锄头，脊背被岁月压弯，被人指着脊梁骨说“瞧那寡妇的倔样”也咬牙硬撑的岁月。
指望着，盼望着，盼着儿女成人，盼着儿孙绕膝，盼着一个暖和的晚年，一句知冷知热的话。
就连当初起的名字也都在工作以后全都去改了。
所有的指望，所有的盼望，此刻都化作了耳边这冰锥般的争吵，一字一句，凿碎了她对这个世界最后的留恋。
“娘这病就是个无底洞！
医生都说了，就这几天的事，打这针有啥用？
纯粹是浪费钱！”
建国的话像钝刀子割肉。
“就是，还不如省下来，后事总要办得像样点，免得被村里人笑话咱不孝。”
金梅立刻附和，语气里竟带着一丝精明算计的意味。
悔恨，像毒藤一样瞬间缠紧了她的心脏，比癌细胞带来的疼痛更剧烈。
她这一生，究竟是为了什么？
任劳任怨，掏心掏肺，最后换来的，竟是儿女在病榻前，为她最后的安宁斤斤计较、明码标价、推诿扯皮。
她想起老话说的“养儿防老”，此刻听来，是天底下最讽刺的笑话。
一滴浑浊、冰冷的泪，顺着她深陷的眼角滑落，洇湿了灰败发黄的枕巾。
那泪水里，是她耗尽的体温，是她被彻底冻透的心。
她想张嘴，想问问他们，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她宁肯自己饿着，也要让他们吃饱；还记不记得那个夏天，建国发高烧，她抱着他走了二十里夜路去镇上找医生；还记不记得金梅出嫁时，她把自己唯一像样的玉镯子塞进了闺女怀里……这些，难道都抵不过这十块钱吗？
气息，越来越弱，胸口那点微弱的起伏几乎难以察觉。
外间的争吵似乎告一段落，或许是达成了某种丑陋的妥协：最终约定一人出五块，但药还是没打，或许是觉得再吵下去也毫无意义。
脚步声靠近床边，带着残留的怒气和不情愿的沉默。
王秀娥最后一点模糊的视觉里，映出窗外灰蒙蒙、毫无生气的天空。
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干裂的嘴唇微微动了动，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喉咙里像是塞满了棉絮和沙土。
那口型，依稀是：“……冷……”然后，一切的嘈杂、冰冷、悔恨，都离她远去了。
她的世界，彻底陷入了无边无际的黑暗和寂静，仿佛跌进了一口深不见底的古井。
一九八二年，冬，王秀娥，这个劳碌了一生、忍耐了一生的女人，在她认为最亲的人的争吵声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终年西十八岁。
她的眼睛没有完全闭上，残留着一丝难以言喻的冰凉和空洞，仿佛凝固了对这人世最后的不解与绝望。
病房里突然陷入一种诡异的寂静。
只有风还在不知疲倦地拍打着窗户。
建国和金梅站在床前，一时间竟有些无措。
母亲咽气的那一刻，像抽走了他们争吵的根基。
一种混合着轻松（终于不用再伺候和花钱了）、茫然和细微不安的情绪，在空气中弥漫。
过了好几秒，建国才迟疑地伸出手，探到王秀娥的鼻子下。
没有一丝气息。
他缩回手，干咳了一声，嗓音有些发涩：“……没了。”
金梅闻言，像是瞬间入了戏，猛地扑到床边，带着哭腔喊了一声：“娘啊！
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啊！”
声音很大，却像是排练过无数遍，少了真切的心痛，多了几分表演式的哀恸，仿佛哭给这空荡的病房、哭给可能路过的人听。
建国皱着眉，拉开她：“行了，人走了，哭有啥用？
想想后事咋办吧。”
他的目光扫过床上那具迅速失去温度的干瘦躯体，心里盘算的是棺材本、酒席钱，以及如何跟亲戚们报丧。
他甚至没想起来，该替母亲合上那双未曾完全闭上的眼。
就在这死亡降临后的短暂混乱与虚伪哀伤中，靠近床边的建国，忽然皱了皱眉，不确定地低语了一句：“刚才……娘的手指头，是不是动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