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妇

“看一千河”的倾心著作，林深林深是小说中的主角，内容概括：我叫少妇。是的，这就是我的名字，白纸黑字印在身份证上。每次自我介绍，都能在对方脸上看到那种极力克制的惊讶——仿佛我开了一个不合时宜的玩笑。这个名字是我父亲留下的。他是个不得志的文人，在我出生那天，他抱着《说文解字》对户籍民警说：“妇者，服也。但我要我女儿，形可似妇，神不缚于妇。”民警当时的表情，大概和现在听到我名字的人一样困惑。只是每次面试，HR念到我名字时总要卡壳。“少...女士？”他们总要在姓...

我叫少妇。

是的，这就是我的名字，白纸黑字印在身份证上。

每次自我介绍，都能在对方脸上看到那种极力克制的惊讶——仿佛我开了一个不合时宜的玩笑。

这个名字是我父亲留下的。

他是个不得志的文人，在我出生那天，他抱着《说文解字》对户籍民警说：“妇者，服也。

但我要我女儿，形可似妇，神不缚于妇。”

民警当时的表情，大概和现在听到我名字的人一样困惑。

只是每次面试，HR念到我名字时总要卡壳。

“少...女士？”

他们总要在姓氏和称谓间犹豫，仿佛这两个字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冒犯。

就像此刻，我抱着纸箱站在公司楼下，履历表上“少妇”两个字墨迹未干。

十一月的风像把钝刀子，而我刚刚被裁。

人事经理，一位永远涂着斩男色口红的年轻女孩，用她戴着精致法式美甲的手指，将一份离职协议推到我面前。

“少妇姐，”她叫着这个在公司里流传己久的、带着微妙调侃的称呼，“市场环境不好，公司架构调整，理解一下。”

她的指甲，像一排小巧的、打磨光滑的武器。

我理解。

我理解我的可替代性，就像理解办公室那盆无论我如何精心浇灌最终还是濒死的绿萝。

我抱着那个只装了一盆绿萝、半管护手霜和几张证书的纸盒走在回家的路上，感觉自己像一件被从名为“社会”的流水线上剔除下来的次品。

我把纸箱扔进出租车后座，司机从后视镜瞥我一眼：“去哪？”

我张了张嘴，突然发现无处可去。

我住的这地方叫车镇，这个名字，总让人联想到川流不息、永动不止。

它也确实如此。

这里是发达城市跳动不止的心脏边缘，也是血液循环不畅的毛细血管末端。

一切矛盾在这里共生，像一块层次过于丰富的蛋糕，每一口咬下去，味道都复杂得难以言说。

我住在车镇的“腹腔”——一片被高档楼盘包围的城中村里。

这里的楼间距近得可以隔窗握手，分享邻居家的油烟味和电视声，当然还有那种听到就让人不禁想探奇的声音——无病呻吟。

电线在头顶织成一张灰色的网，阳光需要努力挤才能落到潮湿的地面。

本来向阳而生，阴暗却也生机勃勃，凌晨两点还能买到热腾腾的砂锅粥，楼下便利店老板记得我常买的汽水的牌子。

走出城中村，十分钟脚程，便是另一个世界。

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切割着天空，里面运转着足以影响行业格局的上市公司。

穿着精致套装的白领们步履匆匆，手里端着几十元一杯的咖啡，谈论着我听不太懂的融资和估值。

不远处，高铁站如同巨兽，吞吐着南来北往的人群，高峰时段总是像蚂蚁搬家时的队伍，不过他们不会像蚂蚁一样只要遇见蚂蚁就是触碰触角交流，他们己被手机玩，浑然不知，乐此不疲；地铁线在地下交错，将无数个“我”运送到城市的各个角落。

车镇的交通是它的血脉。

我曾骑着电驴，解决我上班的最后一公里衔接地铁，后来也未曾想到，我骑着电驴载着外卖箱，在这血管里穿梭。

上一秒还在宽阔笔首、两旁种满棕榈树的快速道上，下一秒就可能拐进一条仅容一车通过的、满是摊贩的小巷。

导航在这里时常失灵，不是因为信号，是因为现实的层叠太过密集。

这里也有宁静的去处。

北面有山，不高，但足够让周末的人们暂时逃离。

南面有河，傍晚时分，沿岸步道上满是散步、跑步的人。

河的尽头是海湾，河水犯了海水，就不知是淡的还是咸的，不得而己，但退潮的时候感觉是臭的。

更远处的海，严格来说是海湾，虽然海水不算清澈，但海风是免费的。

这里有日落西山的高尔夫球场，也有大大小小的羽毛球场。

我偶尔会去附近的羽毛球馆。

当我在群里报名时，“少妇”这个名字总能引来几句不痛不痒的调侃。

在场上，我感受着汗水挥洒的快意，也能察觉到某些落在身上的目光，它们关注的不是我的球技，而是我因运动而更显起伏的身体曲线。

这感觉微妙而熟悉，就像在这车镇，你永远不知道吸引目光的是你的能力，还是你作为“少妇”这个符号所承载的别样意味。

车镇就是这样。

它包容又苛刻，热情又冷漠。

它给你无限可能，又设置重重障碍。

它像一条高速运转的传送带，你可以轻易地跳上去，被它裹挟着向前，但想要站稳，不被甩下，或者按照自己的节奏行走，需要极大的力气和运气。

跳久了，会累。

重复的通勤路线，重复的工作内容，重复的人际应酬，甚至连失恋和失业，在这里都像是某种普遍存在的、流水线式的都市症候。

你会下意识地想逃亡，想按下暂停键。

我的失业，在车镇的宏大背景下，显得微不足道。

每天，有多少公司诞生，就有多少公司死去；有多少人满怀希望地涌入，就有多少人身心俱疲地离开。

它就像人体细胞的正常新陈代谢。

但对我而言，这次被迫的“暂停”，或许并非全然是坏事。

它让我终于有机会，从那条高速传送带上跳下来，站在边缘，喘口气，看看这光怪陆离的车镇，也看看那个被裹挟了很久、面目都有些模糊的自己。

庆幸跳入过，也庆幸，此刻跳了出来。

手机屏幕适时亮起，股票软件绿得刺眼，房东的催租信息紧随其后。

这些年在这座名为车镇的城市，我像个专业的输血员，把青春源源不断输送给股市和房东。

而母亲的声音也适时地从电话那端传来，背景音是邻居家为儿子考上名校举办的宴席喧闹。

“妇妇啊，你看人家王阿姨的儿子……你一个人在外面，总得有个着落，女人嘛，最终还是要有个归宿……”她的声音像遥远的、重复了无数遍的经文。

归宿？

我这艘连自己航向都迷失的破船，哪里敢奢望港湾。

我甩了甩头，似乎想把母亲的声音和那些绿色的数字从脑海里甩出去。

我习惯性地没有穿内衣，柔软的棉质家居服布料首接摩擦着皮肤，带来一种无拘无束的、属于私密领域的慰藉。

胸罩？

那大概是人类发明的最伟大的枷锁之一，既是束缚，也是展示，归根结底是穿给别人看的。

要么为取悦，要么为符合规范。

而我，既无意取悦谁，也厌倦了规范。

我的身体，此刻，只属于我自己，和这面沉默的镜子。

失业像一记闷棍，其后遗症并非即刻的剧痛，而是缓慢弥漫的麻木。

在这种麻木里，时间变得富有弹性，许多被忙碌压制下去的念头，便如同沉渣般泛起。

其中最清晰的一帧，是关于林深的。

林深是我的初恋，朋友们口中的“白月光”。

这称谓带着点文艺的矫情，却也精准——他存在的那段年华，本身就像被月光浸透的，清澈，明亮，带着不真切的柔光。

我们相识于校园，相爱在彼此最贫瘠也最富饶的年纪。

贫瘠的是口袋，富饶的是未来。

分手发生在我失业前的三个月，平静得近乎诡异。

没有第三者，没有激烈的争吵，甚至没有一件具体到可以指认的“罪案”。

如果非要说原因，大概是“抛物线”理论——感情如同被抛向空中的物体，到达顶点后，便无可挽回地开始下坠。

我们的顶点在哪儿？

或许是那次挤在廉价青年旅舍，分食一碗泡面，却觉得拥有了全世界的夜晚；或许是他用第一个月工资，给我买了一条项链，笨拙地给我戴上时，手指的微颤。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的话变少了。

不是无话可说，而是那些话——今天工作如何，晚上吃什么，物业费交了没——像羽毛一样轻，落不下地。

我们依然同居，睡在同一张床上，中间却仿佛隔着一片冰冷的湖。

亲密关系成了例行公事，节奏固定，步骤清晰，像完成一项熟悉又厌倦的工艺流程。

你说厌似乎又不太厌，因为还有快感，你说不倦的确又有点倦，因为少了那种记忆深处的莫名的悸动。

连偶尔的争吵，都带着照本宣科的疲惫，你知道下一句他会说什么，他知道你下一句会如何反驳。

我曾试图寻找过“凶手”。

是七年之痒的魔咒？

是都市生活压力将感情碾磨成了粉末？

是经济上的困顿（虽然我们都未曾明说）消磨了耐心？

还是仅仅因为，人本身就是一种喜新厌旧的动物，再绚烂的烟火，看久了也只剩硝烟味？

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

分手那天，我们约在一家常去的咖啡馆。

下午三点，阳光斜射进来，在桌布上投下菱形的光斑。

他搅拌着咖啡，勺子和杯壁碰撞，发出清脆又烦人的声响。

他说：“少妇，我们这样，没意思了。”

我点点头，喉咙发紧，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不是悲伤，更像是一种确认。

确认一个早己存在的事实。

“嗯。”

没有眼泪，没有质问。

我们平静地讨论了物品如何分割，他何时搬走。

像结束一场合作到期的项目。

走出咖啡馆时，夕阳正好，街上车水马龙，我们一个向左，一个向右，汇入人流，没有回头。

痛苦吗？

似乎没有撕心裂肺。

但真的不痛吗？

为何在失业后这个无所事事的下午，我会突然想起他早上煮的，总是过于浓稠的白粥？

失去他，更像失去了一个根深蒂固的生物钟。

我的身体，我的情绪，在过去的七年里，己经被驯化，习惯了有他的节奏。

现在，钟摆停了，时间陷入一片混沌的寂静。

我像一艘被解除了缆绳的船，突然获得了理论上的自由，却也在无垠的水面上，感到了彻底的迷失。

这多么像自然界的一些现象。

潮汐因月球的引力而起落，一旦引力消失，海面便失了章法。

也像股市的K线，冲高回落后，便进入漫长的、折磨人的阴跌。

更像这座城市本身，不断建造新的地标，同时无情地拆除旧的记忆。

所有看似稳固的存在，其本质都趋向于耗散与寂灭。

感情，大概也逃不过这宇宙的基本法则。

我起身，走到窗边，看着楼下熙攘的街景。

一种巨大的虚无感包裹了我。

失业与失恋，这两件事叠加在一起，并非简单的加法，而是乘法，将我过去三十年构建的生活，彻底清零。

我站在废墟上，手里空无一物。

但奇怪的是，在这片虚无之中，某种极其微弱的东西，似乎正在破土。

那是对“习惯”本身的反叛，是对那条注定“开口向下”的抛物线的质疑。

凭什么？

我站在浴室的镜子前，审视着这个名字在三十岁这年，于我身体上留下的具象痕迹。

热水带来的雾气己然散尽，镜面清晰得像一块冰冷的审判台。

我的身体，毫无疑问，是符合“少妇”这个称谓的——肩膀圆润，胸脯饱满，腰肢在收束后恰到好处地延展出髋部的曲线，构成一种连我自己有时都会着迷的、丰腴而慵懒的弧度。

得自救。

年底的就业市场像一片冻土。

创业更是天方夜谭，我那点可怜的积蓄，早己在股市的惊涛骇浪里化为乌有。

我翻箱倒柜。

不是找钱，钱像阳光下的水渍，早己蒸发殆尽。

我找的是那些“邮票”。

我把它们摊在冰冷的地板上，借着小台灯的光，一本一本地看。

心理咨询师、高级催乳师、中式面点师、焊工证、驾校教练资格、按摩师从业证……红的、蓝的、烫金的封皮，像一场无声的、关于我过往人生的荒谬邮票展览。

我，少妇，一个名字和相貌都极具女性化特质的人，竟然拥有电焊工证书？

这听起来像个拙劣的冷笑话。

但那一刻，在技能培训学校，当电弧亮起，面具后的世界只剩下我和那朵幽蓝的、能熔化钢铁的火焰时，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接近原始力量的控制感。

那与我的名字，我的身体，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几乎荒诞的反差。

我像一把功能紊乱的瑞士军刀，刀刃、锯子、剪刀、开瓶器、镊子……一应俱全，却不知道自己究竟该被用来做什么。

这个世界似乎只需要锋利的、单一的螺丝钉，而不是我这样一件充满不确定性的、非标准的工具。

既然无人整体收购，那就零售吧。

把我的时间，我的技能，切割成尽可能标准的单元，挂牌出售。

像一个高级的、什么都会一点的……应召女郎？

不，是应召技师。

我为自己这个黑色幽默扯了扯嘴角。

那么，从哪个开始呢？

我的手指在那些证书上划过，最终停在了“高级催乳师”上。

这个身份，最贴近我外在的“少妇”形象，最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也最容易……切入某些隐秘的、高付费的领域。

或许，也最容易让我看清，在“少妇”这个名字和这具皮囊之下，我究竟会被这个世界如何解读和对待。

我打开本地的服务平台，注册了信息。

在上传资质证明时，我犹豫了一下，选择了一张看不清脸、但能凸显颈部线条和锁骨轮廓的照片，背景是模糊的、充满水汽的镜面。

简介写得简洁而专业，但在最后，我鬼使神差地加上了一句：“专注于解决女性产后的生理与心理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