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逼讨好副主席姨父，决赛时四位评委吓跪了
第1章
我妈让我每个周末去姨父家帮忙干活，直到五一技能大赛决赛那天我才发现，7个评委里，有4个是姨父的老部下。
我叫林小满。
去年七月从东江职业技术学院机电一体化专业毕业，进了宏达汽车零部件厂当合同工。
母亲赵美芳在电话里骂了我四十分钟。
她说家里供我读书多么不容易，说表姐已经进了国企编制，说我让她在亲戚群里抬不起头。
第二天早上六点半，她发来一条长微信。
“你建国姨父调到市总工会当副主席了。”
她的语气像在宣读通知。
“就住在工会宿舍楼那边。”
“你每周末去帮他收拾收拾家，勤快些。”
“我周末要练车工件……”我对着手机说。
“练什么练？”母亲的声音从听筒里扎出来。
“他是副主席！”
“他随便跟厂里说句话，比你埋头苦干五年都有用！”
“你知道多少人想搭这层关系搭不上吗？”
周建国是我母亲的远房姐夫。
血缘其实一点都没有，只是母亲的堂姐嫁给了他。堂姐三年前病故，这层关系本来早就断了。
我总共只见过他四次。
第一次是我八岁那年，他回老家参加堂姑的葬礼。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夹克，站在灵堂门口和长辈说话。手里握着一串佛珠，拇指反复摩挲着最大的那颗。后来我才知道，那串佛珠是堂姑生前送给他的。
第二次是我中专二年级，他来我们学校做一场“大国工匠进校园”的报告。我挤在礼堂最后一排，看着他座位前的桌签上印着“市劳动模范 周建国”七个字。
第三次是前年中秋，家族聚餐。他坐在主桌，几乎没怎么动筷子，接了好几个工作电话。整顿饭，我和他最近的距离是四米，没有说上一句话。
第四次是去年春节，他来老家祭扫堂姑的墓。我远远地看着他在墓碑前站了很久。
第一个周六，我提了一箱牛奶，站在那个老旧宿舍楼的单元门口。
开门的是个二十七八的年轻人，叫小方，是工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他上下打量我。
“周主席交代了，你做基础的家务就行。”
他递给我围裙和一双劳保手套。
“书房和卧室不要进去。”
房子不算很大，两室一厅，装修朴素得近乎简陋。
我的工作区域包括客厅、厨房、卫生间，以及一个不到三平米的小阳台。
小方会提前把需要手洗的工装放在卫生间的盆子里。
他会把那些需要擦拭的奖杯、证书、合影相框，整齐地码在电视柜上。
擦拭那些奖杯需要格外小心。
铜质底座，镀金铭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省级技术能手”、“市级劳动模范”、“突出贡献技师”……
周建国通常不在家。
他在工会有开不完的会，周末也常去基层企业调研。
偶尔在周六上午遇见，他也总是从书房出来，一边拉外套拉链一边往门口走。
“下面那个钢铁厂的安全隐患通报，周一前必须发出去……”
他看到我，会停顿那么半秒，对我点一下头。
“哦，小满来了。”
然后继续对电话说。
“让老陈先把数据核实一遍，我下午过去看。”
那不到一秒钟的停顿，就是我和这位姨父一周里全部的交集。
我母亲每周日晚上七点准时打来视频电话。
“去了吗？”
“活干得仔细吗？”
“有没有跟你姨父多说几句话，请教一下？”
“他很忙。”我总是这样回答。
“你不会主动点？”母亲的语气像热锅上的蚂蚁。
“收拾完了，倒杯茶，端到书房去啊！”
我尝试过一次。
那天周建国罕见地在家，书房门虚掩着。我端着茶杯站在门口，听见里面传来电话会议的声音。是讨论“全市职工技能大赛方案”和“五一表彰候选人推荐机制”。
我在门外站了八分钟。
最终，我把茶杯轻轻放在客厅茶几上。
小方有一次检查我拖的地，随口说。
“工会今年的五一技能大赛规格提高了。”
“报名的听说超过三千人。”
“不过大部分名额都给各区推荐的。”
“通过预赛直接晋级决赛的，可能就那么十来个。”
他转过头看我。
“你在厂里技术怎么样？有没有想过参加？”
“还没想好。”
我叫林小满。
去年七月从东江职业技术学院机电一体化专业毕业，进了宏达汽车零部件厂当合同工。
母亲赵美芳在电话里骂了我四十分钟。
她说家里供我读书多么不容易，说表姐已经进了国企编制，说我让她在亲戚群里抬不起头。
第二天早上六点半，她发来一条长微信。
“你建国姨父调到市总工会当副主席了。”
她的语气像在宣读通知。
“就住在工会宿舍楼那边。”
“你每周末去帮他收拾收拾家，勤快些。”
“我周末要练车工件……”我对着手机说。
“练什么练？”母亲的声音从听筒里扎出来。
“他是副主席！”
“他随便跟厂里说句话，比你埋头苦干五年都有用！”
“你知道多少人想搭这层关系搭不上吗？”
周建国是我母亲的远房姐夫。
血缘其实一点都没有，只是母亲的堂姐嫁给了他。堂姐三年前病故，这层关系本来早就断了。
我总共只见过他四次。
第一次是我八岁那年，他回老家参加堂姑的葬礼。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夹克，站在灵堂门口和长辈说话。手里握着一串佛珠，拇指反复摩挲着最大的那颗。后来我才知道，那串佛珠是堂姑生前送给他的。
第二次是我中专二年级，他来我们学校做一场“大国工匠进校园”的报告。我挤在礼堂最后一排，看着他座位前的桌签上印着“市劳动模范 周建国”七个字。
第三次是前年中秋，家族聚餐。他坐在主桌，几乎没怎么动筷子，接了好几个工作电话。整顿饭，我和他最近的距离是四米，没有说上一句话。
第四次是去年春节，他来老家祭扫堂姑的墓。我远远地看着他在墓碑前站了很久。
第一个周六，我提了一箱牛奶，站在那个老旧宿舍楼的单元门口。
开门的是个二十七八的年轻人，叫小方，是工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他上下打量我。
“周主席交代了，你做基础的家务就行。”
他递给我围裙和一双劳保手套。
“书房和卧室不要进去。”
房子不算很大，两室一厅，装修朴素得近乎简陋。
我的工作区域包括客厅、厨房、卫生间，以及一个不到三平米的小阳台。
小方会提前把需要手洗的工装放在卫生间的盆子里。
他会把那些需要擦拭的奖杯、证书、合影相框，整齐地码在电视柜上。
擦拭那些奖杯需要格外小心。
铜质底座，镀金铭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省级技术能手”、“市级劳动模范”、“突出贡献技师”……
周建国通常不在家。
他在工会有开不完的会，周末也常去基层企业调研。
偶尔在周六上午遇见，他也总是从书房出来，一边拉外套拉链一边往门口走。
“下面那个钢铁厂的安全隐患通报，周一前必须发出去……”
他看到我，会停顿那么半秒，对我点一下头。
“哦，小满来了。”
然后继续对电话说。
“让老陈先把数据核实一遍，我下午过去看。”
那不到一秒钟的停顿，就是我和这位姨父一周里全部的交集。
我母亲每周日晚上七点准时打来视频电话。
“去了吗？”
“活干得仔细吗？”
“有没有跟你姨父多说几句话，请教一下？”
“他很忙。”我总是这样回答。
“你不会主动点？”母亲的语气像热锅上的蚂蚁。
“收拾完了，倒杯茶，端到书房去啊！”
我尝试过一次。
那天周建国罕见地在家，书房门虚掩着。我端着茶杯站在门口，听见里面传来电话会议的声音。是讨论“全市职工技能大赛方案”和“五一表彰候选人推荐机制”。
我在门外站了八分钟。
最终，我把茶杯轻轻放在客厅茶几上。
小方有一次检查我拖的地，随口说。
“工会今年的五一技能大赛规格提高了。”
“报名的听说超过三千人。”
“不过大部分名额都给各区推荐的。”
“通过预赛直接晋级决赛的，可能就那么十来个。”
他转过头看我。
“你在厂里技术怎么样？有没有想过参加？”
“还没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