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离婚证背面写满我的名字
第1章
楔子
离婚那天，京城的雪下得很大。
我穿着三年前嫁进温家时那件旧大衣，站在民政局门口，手里握着红本。温时砚站在我身边，黑色大衣上落了雪，眉眼疏淡，像一尊会呼吸的冰雕。
他接过离婚证的时候，指尖不经意般擦过我的手背。
冰凉的，一触即分。
我心想，这个人连告别都是这样——人前克制疏离，仿佛我们做了三年假夫妻。
他不知道，此刻我大衣口袋里装着一张折了两折的纸。我的手指在口袋里攥着它，指腹摩挲过纸张边缘，那上面一行字我已经背了下来。正本在一个月前就被我用打火机烧成灰，冲进温家别墅主卫的马桶里了。
我抬头最后一次看温时砚，雪花落在他睫毛上，有点想伸手替他拂掉。但我只是笑了笑，说：“温总，后会无期。”
他的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不到一秒。
喉结动了一下。嘴唇微微张开，像一只蚌要吐出含了许久的沙粒。最终他合上了嘴，把那颗沙粒重新咽回去，只吐出两个字。
“保重。”
我转身，走进大雪里。
一个在京圈叱咤风云的霸总，一个在秦城只手遮天的温家少奶奶，我们的告别寡淡得连电视剧的边角料都算不上。
但我走出不到二十步，那个克制了全程的人，大概是以为我已经走远了，以为风雪声足够大，大到可以盖住一些声音——我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声极轻的响动。
像是皮鞋碾碎薄冰。
又好像不是。
没有回头。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温时砚在那几秒里想了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温时砚在民政局门口站了很久，久到他身边的助理不得不低声提醒：“温总，车来了。”回到四季恒温的温家别墅，他进了房，保姆当晚进去收拾，备用的白色床单上落着几根梳下来的短头发。不多，百十根，保姆不敢擅自处理，拿塑料袋装好，第二天悄悄交给了他。
他的助理季白后来跟我说：“嫂子，那天晚上温哥一个人在书房，拿着那个塑料袋看了一整夜。我问他那是什么，他没说。”
季白顿了顿，补了一句。
“但我看见他的手在抖。”
但这些都是后话了。
那时候，我正坐上一辆开往秦城南郊的大巴，车上塞满春运返乡的民工和学生，引擎轰轰响。我把离婚证和那张折了两折的纸叠在一起放进包的内袋，手机响了，是温时砚。
我接起来。
“到哪了？”他问。
“高速。”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他说：“外面冷。”
我说：“知道了。”
我拿下手机准备挂断，临了又从嘴边漏了一句：“时砚，你看过体检报告了吗？”
“嗯？”
“没事。”
我把电话挂了，关机，靠着冰凉的车窗。窗外天黑了，窗玻璃映出一个年轻女人瘦削的脸。
二十五岁。
嫁给温时砚的时候，我二十二。
第一折：宋惊鹊·二十二岁·遇
我叫宋惊鹊。
不是父母赶时髦取的，是他们希望我像喜鹊一样安安静静的。惊鹊，多好的名字，惊是受惊的惊，鹊是报喜的鹊。合在一起，是一只被吓坏了的鸟。
二十二岁那年，我家还住在京都二环边上一套老破小里。父亲宋成儒是大学教授，钻研了大半辈子古典文献，工资卡被他锁进书柜最底层，说“铜臭之物不可近身”。母亲许兰英在市里的纺织厂做过会计，后来厂子倒了，她在家替人做账，一个月能挣两千出头。
那年冬天格外冷。许兰英查出尿毒症。
我永远记得那个下午。宋成儒坐在书房里翻他的线装《史记》，阳光透过窗帘照在他灰白的头发上，安静得像一幅画。我把诊断书拍在他书桌上，他抬眼看了看，问：“严重吗？”
“要透析，要换肾，要钱。”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家里还有些积蓄。”
“你那些积蓄，连两个月的透析都不够。”
他又沉默了。然后低下头，继续看书。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在宋成儒的世界里，钱是铜臭，病是天命，他妻子的命，比不上他书里一行字的分量。
所以我替他做了决定。
那时候京都圈子里都在传温家的消息。温家三代经商，到了温时砚这一辈，二十六岁接手温氏，三年之内
离婚那天，京城的雪下得很大。
我穿着三年前嫁进温家时那件旧大衣，站在民政局门口，手里握着红本。温时砚站在我身边，黑色大衣上落了雪，眉眼疏淡，像一尊会呼吸的冰雕。
他接过离婚证的时候，指尖不经意般擦过我的手背。
冰凉的，一触即分。
我心想，这个人连告别都是这样——人前克制疏离，仿佛我们做了三年假夫妻。
他不知道，此刻我大衣口袋里装着一张折了两折的纸。我的手指在口袋里攥着它，指腹摩挲过纸张边缘，那上面一行字我已经背了下来。正本在一个月前就被我用打火机烧成灰，冲进温家别墅主卫的马桶里了。
我抬头最后一次看温时砚，雪花落在他睫毛上，有点想伸手替他拂掉。但我只是笑了笑，说：“温总，后会无期。”
他的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不到一秒。
喉结动了一下。嘴唇微微张开，像一只蚌要吐出含了许久的沙粒。最终他合上了嘴，把那颗沙粒重新咽回去，只吐出两个字。
“保重。”
我转身，走进大雪里。
一个在京圈叱咤风云的霸总，一个在秦城只手遮天的温家少奶奶，我们的告别寡淡得连电视剧的边角料都算不上。
但我走出不到二十步，那个克制了全程的人，大概是以为我已经走远了，以为风雪声足够大，大到可以盖住一些声音——我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声极轻的响动。
像是皮鞋碾碎薄冰。
又好像不是。
没有回头。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温时砚在那几秒里想了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温时砚在民政局门口站了很久，久到他身边的助理不得不低声提醒：“温总，车来了。”回到四季恒温的温家别墅，他进了房，保姆当晚进去收拾，备用的白色床单上落着几根梳下来的短头发。不多，百十根，保姆不敢擅自处理，拿塑料袋装好，第二天悄悄交给了他。
他的助理季白后来跟我说：“嫂子，那天晚上温哥一个人在书房，拿着那个塑料袋看了一整夜。我问他那是什么，他没说。”
季白顿了顿，补了一句。
“但我看见他的手在抖。”
但这些都是后话了。
那时候，我正坐上一辆开往秦城南郊的大巴，车上塞满春运返乡的民工和学生，引擎轰轰响。我把离婚证和那张折了两折的纸叠在一起放进包的内袋，手机响了，是温时砚。
我接起来。
“到哪了？”他问。
“高速。”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他说：“外面冷。”
我说：“知道了。”
我拿下手机准备挂断，临了又从嘴边漏了一句：“时砚，你看过体检报告了吗？”
“嗯？”
“没事。”
我把电话挂了，关机，靠着冰凉的车窗。窗外天黑了，窗玻璃映出一个年轻女人瘦削的脸。
二十五岁。
嫁给温时砚的时候，我二十二。
第一折：宋惊鹊·二十二岁·遇
我叫宋惊鹊。
不是父母赶时髦取的，是他们希望我像喜鹊一样安安静静的。惊鹊，多好的名字，惊是受惊的惊，鹊是报喜的鹊。合在一起，是一只被吓坏了的鸟。
二十二岁那年，我家还住在京都二环边上一套老破小里。父亲宋成儒是大学教授，钻研了大半辈子古典文献，工资卡被他锁进书柜最底层，说“铜臭之物不可近身”。母亲许兰英在市里的纺织厂做过会计，后来厂子倒了，她在家替人做账，一个月能挣两千出头。
那年冬天格外冷。许兰英查出尿毒症。
我永远记得那个下午。宋成儒坐在书房里翻他的线装《史记》，阳光透过窗帘照在他灰白的头发上，安静得像一幅画。我把诊断书拍在他书桌上，他抬眼看了看，问：“严重吗？”
“要透析，要换肾，要钱。”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家里还有些积蓄。”
“你那些积蓄，连两个月的透析都不够。”
他又沉默了。然后低下头，继续看书。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在宋成儒的世界里，钱是铜臭，病是天命，他妻子的命，比不上他书里一行字的分量。
所以我替他做了决定。
那时候京都圈子里都在传温家的消息。温家三代经商，到了温时砚这一辈，二十六岁接手温氏，三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