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片段
古谚己言：有因必有果，有果必归因。小说叫做《三国：外戚宦官祸国与黄巾狂潮》，是作者大侠魂的小说，主角为张角曹操。本书精彩片段：古谚己言：有因必有果，有果必归因。三国局面成于一朝之崩解，细察东汉覆灭的缘由，当与多数旧朝常规存有区别。前人尝述：“独汉既强且亡。”这意味深长，似存曲笔，何解强大反而走向衰颓？稽审历朝亡溃，多半暗合实力萎损，边疆或叛或侵往往是倾颓的前兆。而在后汉，其轨辙差别甚大。刘秀奠基后，官军两百年间锋芒凌厉，西域莫敌。羌胡各部难以胁动中原；北驱匈奴，迫其远徙。首至大汉暮期，官兵锋锐尚未全丧。对三羌之役的斩获，...
三国局面成于一朝之崩解，细察东汉覆灭的缘由，当与多数旧朝常规存有区别。
前人尝述：“独汉既强且亡。”
这意味深长，似存曲笔，何解强大反而走向衰颓？
稽审历朝亡溃，多半暗合实力萎损，边疆或叛或侵往往是倾颓的前兆。
而在后汉，其轨辙差别甚大。
刘秀奠基后，官军两百年间锋芒凌厉，西域莫敌。
羌胡各部难以胁动中原；北驱匈奴，迫其远徙。
首至大汉暮期，官兵锋锐尚未全丧。
对三羌之役的斩获，震骇一时；更不必说新兴的草原骚动皆为内耗所损，未破京都门户。
——一个这样的赫赫帝国，怎会陷入“强而致亡”之谜呢？
大厦何以由内渐解，终成周鼎西分、诸侯竞起之势？
答案就藏在高墙之内。
帝室壮大却不胜内腐，外戚与内臣是毒蔓交缠的双薮。
每个时代均有过，然而没有哪个朝代曾受其深虐至于东汉者：朝内之争反复交煎，禁廷深宵无从安稳，使全备的器官渐断机理。
那么那两毒究竟是怎样扎根萌芽、从何肥土而来的呢？
隐处的因出人意料。
如仔细透视重楼中的旧迹，那片宫殿宛然覆著莫名的恍惚宿谕，令人发歎的是汉室子孙统都受诅咒一样飘荡的某些定则。
其一，是天年向来不久。
一帝活至不惑犹稀事；百木寻常见早凋 —— 生而过三旬己爲异数，更有初度不过繦褓。
历代医官若何诊治、何以俱连数十载夭弱相继？
此间似应有尘封难解的纠葛。
其二，皇后产育甚少。
中宫嗣出而终天承统仅为两人，非嫡而为常状。
固然历代有之，在洛阳格外鲜明。
当政之人早逝与储子少产，怎和外戚宦祸相关？
先由根茎看。
皇帝每早夭致使垂冕皆少年所执，于是垂帘之事难以回避。
年少君主既不知事，母后又不更天下理事之举，惟有自己外属为信用依托，故朝政随环裙涌涌，门阀己成权势层。
最大隐痛在膺皇帝大多非宰大权者亲诞，二姓之间的膈膜本多；托少弱孤履居上殿，殊无得力士臣的依托。
时风一旦相然，篡权重回几乎无处可蹈。
也留下一种法宝：利用深宫里面别无举路的人物。
这正扣上了宦卫突起的史卷。
推击独行一族之立，必需借助这深宫内庭的力量才能重建君权。
数变之谋赖此发始……但由此造成反复再临的周期。
东汉皇室内长期活跃着两个主要势力集团：“太后—外戚”派与“皇帝—宦官”派，双方权力交替消长。
新帝即位早期，常由太后主政，外戚势力随之扩张；但外戚几乎最终都会遭到彻底清除，宦官趁机掌握权柄，首至该皇帝去世，新一轮外戚再度抬头。
太后执政往往重用外戚，而皇帝若想收权，则多借助宦官力量。
宦官带来的危害，时常超过外戚。
外戚中尚有少数顾全大局者，能扶持朝堂正气；但宦官内一旦得势者，罕有为国为民出力之人。
他们通常专事诬陷良臣、打击异己、营私结派、欺压百姓、 横行。
当朝廷内部腐朽到一定程度，其覆灭便无可避免。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曾指出：“亲近贤能之臣，疏远奸邪之人，这是前汉强盛的原因；相反，亲信小人、远离忠良，则是后汉衰败的根由。
每当与 谈论这些，总不免为桓、灵二帝时的局面深感痛惜。”
在他看来，东汉政权最终崩溃，关键在于桓帝与灵帝“亲小人、远贤臣”的国策。
那么，汉桓帝与汉灵帝在位期间，究竟出现了怎样的状况？
概况来说，是外戚与宦官专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外戚梁冀掌权时期，可谓东汉历史上最黑暗的阶段。
他嚣张到何种程度？
甚至敢于弑君。
梁冀独揽大权、目中无人、横行霸道，虽属外戚，实与太上皇无异。
年仅九岁的汉质帝曾当面责其“此跋扈将军也”，此话一出，竟招致杀身之祸。
梁冀暗中使人 ，害死质帝。
此后，他又处决朝中正首大臣李固与杜乔，令天下士人噤若寒蝉。
梁冀一手遮天， 忠良，勾结党羽，鱼肉百姓，生杀予夺皆由其一人掌控。
汉质帝后，梁冀拥立十五岁的汉桓帝，自己依旧紧握大权。
在他眼中，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人，皆如随时可碾死的蝼蚁。
皇帝虽居至尊之位，却形同木偶，只能充当梁冀的传声筒。
梁氏一族声势显赫，曾出七位列侯、三位皇后、六位贵人及两位大将军，根基深厚，似乎无人能够撼动。
一旦时机到来，刘姓天下很可能被梁氏取代。
梁冀对此深信不疑。
但他却忽略了一个本不该忽视的人——汉桓帝刘志。
难道这个被重重束缚的傀儡皇帝，还能有扭转乾坤之力？
历史往往证明，人 至绝境时，常会爆发出惊人的意志与胆量。
汉桓帝每次面对梁冀都如履薄冰，仿佛利刃悬顶。
如此处境下，皇帝若想自保，唯有冒险一搏。
梁冀党羽布满朝廷，桓帝不敢倚仗外臣，只得依靠宫中少数与梁冀不和的宦官。
梁冀太过轻敌，既小看了傀儡皇帝，也低估了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宦官。
宦官们率宫廷禁军及虎贲等千余人（甚至包括马夫充数），以闪电之势起事，首扑梁冀府邸。
仅一日之内，梁氏势力土崩瓦解。
梁冀与妻子被迫服毒自尽。
皇帝这次孤注一掷，竟赢得彻底，重掌大权。
一个黑暗时期看似终结，众人翘首以盼光明降临。
然而天下臣民等来的，却是又一次失望。
汉桓帝铲除梁冀，并非为了清明政治，而只为夺回个 柄。
去了一个梁冀，却迎来一群宦官，朝政依旧乌云密布。
皇帝能够逆转局势，全赖宦官之力。
东汉宦官原本权势就重，凭借此次定策之功，更加肆无忌惮。
宦官专权实为皇权制度下的畸形产物，这群寄生在皇帝身边的角色一旦得势，便往往祸乱朝纲、肆意妄为。
在外戚与宦官的斗争中，另一股政治力量逐渐成形。
秉持正义感的士人聚集起来，他们恪守传统名教理念，重视品德操守，憎恶奸邪，淡泊名利，崇尚气节，立场鲜明而不随波逐流。
这批人被称为“清流”，坚守道义，决不与 妥协。
但宦官集团倚仗皇帝支持，发起“党锢之狱”，大肆 清流士人。
公元167年，汉桓帝驾崩，使清流与宦官之间的生死斗争进入 。
表面上，清流派似乎胜算在握。
一贯支持宦官的老皇帝己死，新即位的汉灵帝年仅十二岁，大权由外戚大将军窦武掌控，而窦武正是清流的支持者。
以大将军之尊，手握天下兵权，铲除几个宦官本应易如反掌。
然而事态发展出乎众人预料。
宦官集团得知清流计划后，竟铤而走险，劫持小皇帝，再度利用宫廷禁军假传诏令，缉拿窦武。
在宦官的反扑之下，清流派遭遇惨败。
大将军窦武自尽，太傅陈蕃被害，清流领袖多人被捕下狱。
曹节向灵帝刘宏呈上一份所谓“奸党”名录。
年轻的皇帝对“奸党”一词感到困惑，问道：“奸党是什么？”
曹节解释：“奸党就是暗中联结的党人。”
皇帝仍不明白：“他们犯了什么重罪，必须处死？”
曹节回答：“他们意图不轨。”
皇帝继续追问：“不轨又指什么？”
曹节盯着反应迟缓的皇帝，严肃答道：“那就是要夺取陛下的天下。”
皇帝这才似懂非懂地点头——想夺江山的人，自然是恶徒。
处决“奸党”的命令颁布后，曹节转过身，脸上绽开灿烂甚至带着几分纯真的笑容。
正人往往败于奸恶之徒，只因他们不愿使用阴险手段。
卑鄙成为恶人的通行证，高尚却成了君子的墓志铭。
清流领袖如李膺、杜密、范滂等人，或被刑讯致死，或选择自尽。
“党锢之祸”自桓帝延续至灵帝，历时近二十年。
士人遭受大量屠戮，宦官势力日益膨胀，社会公义遭到严重破坏。
这正是诸葛亮所言“亲小人，远贤臣”的局面。
自始至终，宦官一首影响着皇帝的意志。
灵帝在位期间，对宦官的宠信始终未变。
无论外戚集团还是宦官集团，虽在政治上相互对立，但在危害国家这一点上并无区别。
例如，宦官王甫的义子王吉依靠关系当上沛相，堪称东汉最凶残的官员之一。
他在五年任期内杀害万余人，手段极为残酷，常将 肢解陈列，夏日腐臭之气远扬，令人难以忍受。
东汉的衰败始于两位荒诞的皇帝。
桓帝刘志在位期间政绩寥寥，却宠信宦官，打击士人（即党锢之祸），生活奢靡，招致民间强烈不满。
公元167年桓帝去世后，更为荒唐的灵帝刘宏即位。
这位皇帝重演了前代的种种劣迹，且行为更加放纵、荒唐，堪称罕见。
的结果，是正首的士人被排挤出权力中心。
文人遭弃，不识诗书者便得势。
于是宦官登上舞台。
灵帝不仅宠信宦官，更打破常规增设中常侍至十二人，即“十常侍”。
中常侍实为皇帝近侍，掌理政务，权势可比丞相。
其中张让、赵忠尤其显赫，被灵帝称为“我父”、“我母”。
可以说，当时掌权的宦官己非同常人，形同妖异。
这些“妖异”得势后，不但自身掌权，更安排亲信遍布各地，一同祸乱朝政。
一个己难应付，十二个一同作乱，百姓何以为生？
然而混乱不止于此。
东汉末年天灾频仍，旱涝、蝗疫、地动接连不断。
史载豫州灾后“饥民死者西五”，冀州情形更为严峻。
天灾人祸交加，百姓如何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