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湖情愫

雾锁东湖，清晨五点四十分。，天还没亮透。站台上稀稀拉拉几个人，挑着担子的农民蹲在墙角打盹，扁担两头竹筐里露出几把蔫了的青菜。他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有种潮湿的、混合着煤烟和泥土的味道——和他长大的省城完全不同。。眼镜腿用白胶布缠过两圈，那是去年在图书馆熬夜写论文时不小心坐断的。身上穿的是父亲留下的蓝布中山装，洗得发白，袖口已经磨出了毛边，但仍洗得挺括。脚上一双回力球鞋，鞋帮刷得发白，这是大学勤工俭学挣钱买的，穿了三年。：一个印着“为人民服务”的帆布挎包，鼓鼓囊囊装着毕业证、报到证和几本经济类书籍；一个用麻绳捆紧的铺盖卷，被褥是母亲用旧棉花翻新的，外面套着牡丹花图案的床单；还有个网兜，兜着搪瓷缸、铝饭盒和半块没吃完的干粮。“东湖镇……应该是这边。”，朝出站口走去。地图是县人事局同志画的，线条歪歪扭扭，标注着“出站右转三百米到汽车站，坐头班车，一个半小时到渡口，摆渡过去就是东湖镇”。。墙上的“安全生产”标语褪成了淡红色，候车室长条木椅上躺着几个裹着棉大衣的人。售票窗口的小黑板用粉笔写着：东湖渡 6:20。
他买了票，找了个角落坐下，从挎包里掏出笔记本。牛皮纸封面，右下角用钢笔工整写着“西门龙 1981.9-1985.7”。翻开第一页，是他离校前夜写的一段话：

“明天就要去东湖镇报到了。父亲说，基层是口大熔炉，能把书生炼成铁。母亲哭了，说那里苦。我不怕苦，只怕辜负这四年所学。经济系的同学大多去了省城单位，只有我选择下乡。老师说我是傻子，也许吧。但中国的问题在农村，农村的问题在基层，我想去看看真实的中国。”

字迹工整，一笔一划都透着年轻人的郑重。

“喂，后生，去东湖啊？”

旁边蹲着个抽旱烟的老汉，满脸皱纹像干裂的树皮，手指关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黑泥。

西门龙合上笔记本，点点头：“嗯，去报到工作。”

老汉上下打量他，目光在他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和眼镜上停留片刻，咧开嘴笑了，露出被烟熏黄的牙：“文化人？哪个单位的？”

“镇政府，经济办。”

“哦——吃公家饭的。”老汉敲敲烟杆，灰白的烟灰簌簌落下，“东湖那地方……水浑得很呐。”

这话说得意味深长。西门龙想问，老汉却已经闭上眼睛假寐，显然不想多谈。

六点二十分，破旧的长途汽车晃晃悠悠出发了。车厢里弥漫着鸡粪、汗臭和廉价烟叶的味道。西门龙靠窗坐着，看着窗外景物渐次展开：灰扑扑的县城街道，低矮的砖瓦房，偶尔有几栋贴着白瓷砖的二层小楼，那是先富起来的人家盖的。出了城就是土路，车子颠簸得厉害，尘土从窗户缝隙钻进来，不一会儿就在树毛上积了一层灰。

同车的人大多沉默，几个妇女怀里抱着孩子，孩子哭闹时就撩起衣服喂奶，毫不避讳。有个穿的确良衬衫的中年男人一直在抱怨：“这破路，走了多少年了还这样！说要修要修，钱都让当官的吃了！”

没人接话。大家都习惯了。

西门龙默默看着。这就是课本之外的现实中国——尘土飞扬的土路，破旧的交通工具，沉默而隐忍的农民，以及那些暗流涌动的抱怨。他在笔记本上快速记下几个关键词：交通滞后，干群关系，基础设施欠账。

一个半小时后，汽车停在了一个简陋的渡口。

说是渡口，其实就是河滩上搭的几块木板。岸边系着两条木船，船身刷的蓝漆已经斑驳脱落。河面很宽，对岸雾气弥漫，只能隐约看见几处黑瓦屋顶。水是浑浊的黄绿色，靠近岸边的地方漂浮着垃圾：破草帽、塑料瓶、泡得发胀的死老鼠。

最触目惊心的是死鱼。

不是一条两条，而是一片片，白花花的鱼肚朝天，随着水波轻轻晃动。有的已经腐烂，露出森森白骨；有的还很新鲜，鳞片在浑浊的水里泛着诡异的银光。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腥臭味，混合着水草的腥气和尸体腐败的酸气。

西门龙站在岸边，愣住了。他蹲下身，仔细看那些死鱼。大多是鲢鱼和草鱼，也有几条鲤鱼，个头都不小，显然是养殖的。鱼眼浑浊发白，鱼鳃呈暗红色——这是典型的中毒症状。

“看啥呢？赶紧上船！”

船夫是个精瘦的黑脸汉子，赤着脚，裤腿卷到膝盖，小腿肌肉结实得像老树根。他撑着一根长竹篙，不耐烦地催促。

西门龙指着死鱼：“大叔，这鱼怎么回事？”

船夫瞥了一眼，嗤笑一声：“还能怎么回事？上游化工厂排的呗。年年死，今年特别多。”他朝对岸努努嘴，“镇里那些当官的，一个个吃得油光满面，谁管老百姓死活？”

话里透着愤懑，但也透着麻木——一种见怪不怪的麻木。

西门龙还想问，船夫已经不耐烦了：“上不上？不上我走了，这雾一会儿更大。”

他只好提着行李上船。木船晃得厉害，他踉跄了一下，船夫伸手扶住，粗糙的手掌像砂纸一样刮过他胳膊。

“文化人吧？细皮嫩肉的。”船夫咧嘴笑，露出一口黄牙，“东湖那地方，你这号人待不住。”

船离了岸，缓缓向对岸划去。河面雾气越来越浓，像一床湿漉漉的棉被裹住一切。能见度不到十米，船仿佛航行在牛海里。船夫不再说话，只听见竹篙拨水的声音：哗——哗——

西门龙坐在船头，紧紧抓着行李。雾气打湿了他的眼镜，他摘下来用衣角擦了擦，重新戴上时，镜片上又立刻蒙上一层水汽。他索性不擦了，就那样模糊地看着这片被大雾笼罩的河面。

这片水域叫东湖，其实是三十年前修水库形成的人工湖。报到前他查过资料：东湖镇辖十七个行政村，两万三千人口，以渔业、茶业和少量水稻种植为主。八十年代初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经济有所起色，但仍然是省级贫困镇。

资料是冰冷的数字，眼前的景象才是真实的血肉。

“到了。”

船夫把船靠在一块凸出的石头上。西门龙提着行李跳上岸，回头看时，船和船夫已经隐没在浓雾中，只剩竹篙拨水的声音渐行渐远。

岸边有棵老槐树，树干要两人合抱，树冠如伞盖。树下站着两个人。

前面那个约莫五十岁，圆脸，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灰色中山装，左上兜插着两支钢笔。他笑容满面地迎上来，老远就伸出手：“西门龙同志吧？欢迎欢迎！我是镇党委书记王德发。”

他的手温热有力，握着西门龙的手使劲摇了摇，然后顺势拍了拍他的肩膀：“一路辛苦啦！咱们东湖偏远，交通不便，让你受累了。”

说话间，他仔细打量着西门龙。目光在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缠着胶布的眼镜、磨破的袖口上停留片刻，笑容更深了些：“好，一看就是能吃苦的好苗子。年轻人，东湖需要新鲜血液啊！”

这话说得诚恳，但西门龙注意到，王德发在说“新鲜血液”四个字时，眼神有一瞬间的飘忽，朝身后瞥了一眼。

后面那人站在老槐树的阴影里。

他比王德发矮半个头，身材矮胖，穿一件皱巴巴的灰色夹克，领口油光发亮。脸是那种长期喝酒的浮肿相，眼袋很重，眼神浑浊。他没有笑，只是上下打量着西门龙，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扫过他全身，最后停留在他的帆布挎包上。

那种目光让西门龙不舒服——那不是打量，是审视，是评估，像是在看一件货物的成色。

王德发似乎才想起身后还有人，侧身介绍：“这位是马德发副镇长，分管经济工作，以后就是你的直接领导了。”

马德发这才往前挪了半步，伸出手。他的手又软又湿，像一块泡发的馒头，握了一下就松开，在裤子上擦了擦。

“西门龙是吧？”他开口，声音沙哑，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大学生？经济系的？”

“是的，马镇长。”

“嗯。”马德发从兜里摸出一包烟，是当时很稀罕的过滤嘴香烟。他抽出一支叼在嘴上，又顿了顿，朝西门龙递了递：“抽吗？”

“不会，谢谢镇长。”

马德发自已点上，深吸一口，烟雾从鼻孔喷出来，在雾气里更添一层浑浊。“大学生好啊，有文化。”他话锋一转，“不过咱们东湖是农村，农村有农村的规矩。纸上谈兵那一套，在这里行不通。”

这话说得不咸不淡，但话里带刺。

西门龙推了推眼镜，平静地说：“我来学习的。实践出真知，这个道理我懂。”

马德发盯着他看了几秒，忽然咧开嘴笑了，露出一颗镶金的门牙：“行，有觉悟。走吧，先安顿下来。”

三人沿着青石板路往镇上走。雾气依然很浓，只能看清前方十来米。路两旁是低矮的砖瓦房，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的黄泥。有些人家门口堆着柴火，鸡在路边刨食，看见人来，扑棱着翅膀躲开。

偶尔有早起的村民，看见王德发和马德发，都停下脚步，脸上堆起笑容：“王书记早！马镇长早！”

王德发总是笑呵呵地点头回应，有时还会问一句“老张，你娘的咳嗽好点没”。马德发则只是从鼻子里哼一声，算是回应。

走到一处岔路口，王德发停下脚步，指着右边一条稍宽的路：“那边是镇政府，等会儿带你去报到。先安排你住下。”他又指着左边一条窄巷，“宿舍在那边，原来是个老祠堂，改建的，条件简陋，你克服克服。”

马德发忽然开口：“王书记，要不让西门干事住招待所？大学生嘛，城里来的，住祠堂怕是不习惯。”

这话听着像是关心，但西门龙听出了一丝别的意味——试探，或者说，给他贴标签：你是城里来的娇气大学生，吃不了苦。

“不用了马镇长。”西门龙抢在王德发前面开口，“我就住宿舍，和大家一起，工作生活都方便。”

马德发瞥了他一眼，没再说话。

祠堂改建的宿舍是个四合院，天井里长满青苔，屋檐下的木雕已经风化模糊。正房和东西厢房都隔成了小间，门板上用红漆写着编号。院子里有个压水井，井边放着两个铁皮桶。

王德发领着西门龙走到西厢房最里间，门牌上写着“107”。推开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房间不到十平米，一张木板床，一张破旧的书桌，一把椅子，墙上贴着已经发黄的报纸。窗户是木格的，糊的纸破了好几个洞。

“这是钥匙。”王德发从兜里掏出一串钥匙，取下其中一把，“隔壁是食堂，吃饭方便。食堂的赫连菊同志人很好，有什么需要可以找她。”

正说着，隔壁传来锅碗瓢盆的碰撞声，接着是一个女人洪亮的声音：“王书记？来新同志啦？”

话音未落，一个约莫六十岁的老太太出现在门口。她头发花白，在脑后挽了个髻，穿一件深蓝色斜襟布衫，系着绣了朵小菊花的围裙。个子不高，但腰板挺直，眼神清亮，一看就是那种利落能干的人。

“赫连姨，这就是新来的西门龙同志，大学生，分在经济办。”王德发介绍。

赫连菊在围裙上擦了擦手，上下打量西门龙，目光在他清瘦的脸和那副眼镜上停留片刻，眉头皱了皱：“这么瘦？路上没吃饭吧？等着，我那儿有热汤。”

说着转身就走，不一会儿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汤回来。是青菜豆腐汤，飘着几点油星，上面撒了葱花。汤碗是粗瓷的，边沿有个小豁口。

“快喝了，暖暖身子。”赫连菊把碗塞到西门龙手里，手劲很大，不容拒绝，“你们这些年轻人，出门在外不知道照顾自已。东湖湿气重，不喝点热的不行。”

汤很烫，西门龙小心地抿了一口。清淡，但有一股说不出的鲜味——是那种用小火慢炖出来的、食材本真的味道。

“谢谢赫连姨。”他真心实意地说。

赫连菊摆摆手：“谢啥，以后一个院里住着，就是一家人。”她又转向王德发，“王书记，这屋里潮，我那儿有晒干的稻草，等会儿给垫床底下，去去湿气。”

王德发笑着点头：“行，赫连姨您费心。”他又对西门龙说，“你先收拾收拾，休息一下。九点半到镇政府经济办报到，我让马镇长带你熟悉工作。”

两人走了。西门龙把行李放在床上，环顾这个小小的房间。墙角有蛛网，窗台上的灰尘积了厚厚一层。他放下汤碗，从网兜里拿出抹布，开始打扫。

刚擦了两下桌子，赫连菊又来了，抱着捆干稻草：“放下放下，我来。你们读书人，哪会干这些粗活。”

她动作麻利，把稻草铺在床板上，又铺上西门龙带来的被褥，用手拍打得蓬松。一边铺一边说：“这屋原来住的是个老会计，退休回县城了。人挺好，就是爱咳嗽，夜里咳得厉害。你别嫌晦气。”

“不会。”西门龙摇头。

“那就好。”赫连菊铺好床，直起腰，手在围裙上擦了擦，看着他，“西门……龙是吧？多大了？”

“二十二。”

“跟我儿子死的时候一样大。”赫连菊忽然说，声音低了下去，但很快又扬起，“不说这个。你从省城来的？”

“嗯。”

“家里干啥的？”

“父亲是中学老师，母亲在街道办工作。”

“哦，书香门第。”赫连菊点点头，眼神柔和了些，“好好干。东湖这地方……不容易，但只要你真心为老百姓做事，老百姓心里有数。”

这话说得朴实，但西门龙听出了话里的重量。他想问什么，赫连菊已经转身往外走：“你先收拾，中午来食堂吃饭。今天有鱼——哦，对了，别吃鱼。”

她走到门口，回头补了一句：“湖里的鱼，最近别吃。”

门关上了。西门龙站在房间中央，回味着这句话。别吃湖里的鱼——和渡口那些死鱼，和船夫说的化工厂，和王德发热情笑容下那一闪而过的飘忽，和马德发审视的目光，以及赫连菊那句“跟我儿子死的时候一样大”……

所有这些碎片，在这间弥漫着霉味的房间里，拼凑出一幅模糊而沉重的图景。

他走到窗前，用抹布擦掉玻璃上的灰尘。窗外雾气依然没有散，只能看见院子里那口压水井的模糊轮廓。更远的地方，是东湖的方向——那里应该有水，有鱼，有渔船，有靠着湖水生活的人们。

但此刻，那片湖水被浓雾锁着，看不清真容。就像这个东湖镇，热情的笑容之下，冷漠的审视背后，到底藏着什么？

西门龙打开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提起钢笔。笔尖悬在纸面上，迟疑了几秒，终于落下：

“1985年4月17日，晨，抵东湖镇。大雾，渡口见死鱼无数。王德发书记热情，马德发副镇长审视。住老祠堂改建宿舍，隔壁食堂赫连菊送汤，言‘湖鱼勿食’。此地似有隐情。”

他停顿，又加了一行，字迹用力，几乎戳破纸背：

“东湖三事：水、房、账。”

写完这句，他合上笔记本，放回挎包。墙上的老式挂钟指向八点四十，离报到还有一个小时。他脱下外套，卷起袖子，继续打扫房间。

灰尘在从破窗纸洞透进来的微光里飞舞，像无数细小的谜团。

而窗外，东湖的雾，依然没有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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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回预告：西门龙住进镇宿舍，深夜听见隔壁女子哭诉危房多年未修。食堂赫连菊送来热汤，说出东湖往事。经济办报到，马德发让他“先熟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