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的五代十国

，公元907年，汴梁。，可没人有心思欣赏这拂面的暖意——街上的行人缩着脖子，脚步匆匆，眼神里全是惶惶不安，连路边摆摊的小贩，都时不时抬头往城门口瞟，仿佛下一秒就会有刀兵冲进来，把这勉强维持的安稳，撕得粉碎。，有一处临时搭建的营帐，营帐里坐着一个满脸横肉、眼神阴鸷的男人，他穿着一身鎏金铠甲，腰间佩着一把寒光闪闪的佩刀，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刀鞘，嘴角挂着一丝耐人寻味的笑。他叫朱温，此时还顶着大唐“梁王”的头衔，可谁都知道，这个男人，手里握着的，是大唐的生杀大权；他心里盘算的，是怎么把那个苟延残喘了近百年的王朝，彻底送进坟墓。，大唐是被黄巢的一把大火烧死的；有人说，大唐是被藩镇的刀兵砍死的；还有人说，大唐是被天灾人祸熬死的。可如果你真的耐下心来，翻翻《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这些老账本，就会发现一个扎心又好笑的真相：大唐不是被别人打死的，是自已把自已玩死的，而且玩得极其离谱，离谱到连老天爷都救不回来。，就不能不先聊聊它曾经的辉煌——毕竟，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没有曾经的万国来朝，就没有如今的惨不忍睹。，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大唐，随后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夺权，开创“贞观之治”，再到李隆基的“开元盛世”，大唐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把自已打造成了当时世界上最牛的帝国。那时候的长安，是世界的中心，街上到处都是波斯的商人、日本的遣唐使、新罗的留学生，还有西域的艺人，他们穿着奇装异服，说着五花八门的语言，捧着大唐的瓷器、丝绸，心甘情愿地当大唐的“粉丝”。，国力强盛到什么程度？粮食多到吃不完，仓库里的粮食堆积如山，甚至发霉变质；军队勇猛善战，北击突厥，西平高昌，南征百越，东征高丽，版图扩到了极致；文化更是繁荣，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一个个诗坛大佬轮番登场，写下了无数流传千古的诗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光是读读这些诗，就能想象出当时的大唐，是何等的意气风发、神采飞扬。，从巅峰跌落谷底，只用了一场叛乱——安史之乱。而这场叛乱的始作俑者，不是什么外敌，也不是什么草根流民，而是大唐自已一手提拔起来的“宠臣”——安禄山。
安禄山这个人，放在今天，绝对是“投机取巧”的天花板。他是个胡人，出身贫寒，长得肥头大耳，肚子大得能装下一个小孩，走路都需要人搀扶，可偏偏嘴甜，特别会讨好领导，尤其是当时的皇帝李隆基。

李隆基早年，确实是个明君，勤于朝政，知人善任，可到了晚年，就彻底飘了。他遇到了杨贵妃，从此“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把朝政交给了李林甫、杨国忠这两个奸臣，自已则一门心思扑在后宫，吃喝玩乐，逍遥快活。

李林甫这个人，史书上说他“口有蜜，腹有剑”，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表面上和和气气，说话甜言蜜语，背地里却阴狠狡诈，杀人于无形。他当了十九年宰相，最大的本事不是治国安邦，而是排除异已、打压人才。他知道，李隆基晚年昏聩，喜欢听好话，不喜欢听真话，所以他每天都变着花样吹捧李隆基，哄得李隆基团团转；而对于那些有才华、有野心，可能威胁到自已相位的人，他则毫不留情，要么罢官流放，要么满门抄斩。

这里就有一个关键的利益纠葛：李林甫怕武将立功后，被封为宰相，威胁自已的地位；又怕文臣兼任节度使（当时叫“节度使带宰相衔”），权力太大，不好控制。所以他就给李隆基出了个馊主意：让那些出身低微、没什么背景，甚至是少数民族的武将去当节度使。在他看来，这些人没文化、没根基，就算立了功，也翻不起什么大浪，只能乖乖听自已的话，不会威胁到自已的相位。

李隆基当时正和杨贵妃腻歪着呢，哪里有心思琢磨这些？一听李林甫说得有道理，就拍板同意了。这一下，就给安禄山创造了可乘之机。安禄山看透了李隆基的昏庸，看透了李林甫的自私，也看透了大唐朝堂的腐败，他知道，自已的机会来了。

安禄山开始拼命讨好李隆基和杨贵妃。他知道李隆基喜欢听好话，就天天变着花样吹捧，说李隆基是“千古一帝”，比尧舜禹还要厉害；他知道杨贵妃喜欢新鲜玩意儿，就派人从各地搜罗奇珍异宝，源源不断地送到宫中；更离谱的是，他竟然不惜认比自已小十几岁的杨贵妃当“干娘”，每次见到杨贵妃，都先拜“干娘”，再拜皇帝，哄得杨贵妃心花怒放，天天在李隆基面前吹枕边风，说安禄山的好话。

安禄山心里打的什么算盘？他可不是真的孝顺，也不是真的忠于大唐，他是个野心极大的人。他靠着讨好皇帝和杨贵妃，一步步拿到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的节度使职位，手握十五万重兵，掌控了北方的大片土地，军、政、财大权一把抓，俨然就是一个国中之国。他一边偷偷招兵买马、囤积粮草，打造自已的私人军队；一边继续在李隆基面前装孙子，麻痹朝廷，让李隆基以为他是个忠心耿耿、毫无野心的“忠臣”。

有人向李隆基举报，说安禄山要谋反，李隆基根本不信，还把举报的人绑起来送给安禄山处置。到了这个地步，安禄山知道，时机成熟了。公元755年，安禄山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造反，率领十五万大军，浩浩荡荡向长安杀来。这就是安史之乱的开始。

此时的大唐军队，已经很久没有打过仗了。士兵们养尊处优，战斗力急剧下降，很多士兵甚至连兵器都拿不稳；而将领们，大多是靠关系上位，没什么军事才能，只会克扣军饷、欺压士兵。面对安禄山的虎狼之师，大唐军队根本不堪一击，叛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攻占了洛阳，直逼长安。

李隆基这时候才慌了神，赶紧组织军队抵抗，可一切都晚了。长安城外，叛军兵临城下，城内人心惶惶，大臣们纷纷收拾行李，准备逃跑；士兵们士气低落，根本没有心思抵抗。李隆基无奈，只能带着杨贵妃、杨国忠等人，偷偷逃出了长安，往蜀地跑。

走到马嵬坡的时候，士兵们哗变了。他们把大唐的衰败、战乱的痛苦，都归咎于杨国忠和杨贵妃，要求李隆基杀死杨国忠和杨贵妃，否则就不再护送李隆基逃亡。李隆基看着眼前愤怒的士兵，看着自已最爱的女人，陷入了绝望。他知道，自已没有选择，只能赐死杨贵妃，杀死杨国忠，才能平息士兵们的怒火。

杨贵妃上吊自尽的那一刻，李隆基哭得撕心裂肺。他或许才明白，自已亲手毁掉了自已的盛世，亲手毁掉了自已最爱的女人，亲手把大唐推向了深渊。可世上没有后悔药，一切都晚了。

安史之乱前后持续了八年，虽然最后被郭子仪、李光弼等将领平定了，但大唐的元气，也彻底耗尽了。如果说，安史之乱之前的大唐，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壮汉，那么安史之乱之后的大唐，就是一个被打断了骨头、掏空了内脏的病人，只能苟延残喘，一步步走向死亡。

平叛之后，朝廷本想重整乾坤，可此时的大唐，已经是内忧外患、千疮百孔。皇帝怕了——怕武将再像安禄山一样谋反，怕自已再像李隆基一样被逼得逃亡；臣子慌了——怕被皇帝猜忌，怕被其他武将吞并，怕自已丢了性命、丢了官职；武将们寒心了——自已出生入死平定叛乱，却得不到朝廷的信任，反而处处被提防、被打压，心里充满了委屈和不甘。

在这种心态下，大唐朝廷开了一个最可怕的先河：大肆分封节度使，而且允许节度使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他们以为这是权宜之计，是安抚武将的无奈之举，却不知这是给自已掘下的坟墓，是把大唐彻底推向分裂的致命一击。

《资治通鉴》里有一句记载，冰冷刺骨，道尽了当时大唐的尴尬处境：“自国门以外，皆分裂于方镇矣。” 意思再明白不过：出了长安城，天下就不是皇帝说了算了；那些手握重兵的节度使，才是各自地盘上的“土皇帝”，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杀谁就杀谁，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

咱们举个例子，就说李怀仙。他本来是安禄山的部将，后来投降了朝廷，因为平叛有功，被封为幽州节度使。他在幽州一带，独断专行，任免官员、征收赋税、招募士兵，全都是自已说了算，朝廷派去的官员，要么被他排挤走，要么被他直接杀死。李怀仙死后，他的儿子李宝臣直接继承了节度使的职位，朝廷连反对的勇气都没有，只能默认。

还有田承嗣，他也是安史之乱的降将，被封为魏博节度使。他比李怀仙更嚣张，直接在自已的地盘上建立了私人军队，号称“牙兵”。这些牙兵，只听他和田家的话，不听朝廷的号令，而且个个勇猛善战，凶悍无比。田承嗣还公然挑衅朝廷，说自已的地盘是“我田家的产业”，朝廷管不着。面对这样的藩镇，朝廷除了派人去安抚、去劝说，别无他法——因为朝廷手里没有足够的兵力去镇压，一旦开战，很可能会引发更多藩镇的叛乱，到时候连长安城都保不住。

皇帝不是没想过收权，可一代不如一代。从唐肃宗、唐代宗，到唐德宗、唐顺宗，每一位皇帝都想削弱藩镇的权力，可每一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唐德宗曾经想强硬收权，结果引发了“四叛”，叛军一度打到长安城外，唐德宗只能再次逃亡，最后不得不妥协，承认了藩镇的世袭特权。经此一役，朝廷再也不敢轻易提收权的事了，只能眼睁睁看着藩镇的势力越来越大，看着大唐的地盘越来越小，看着自已的权力越来越弱。

如果说，藩镇割据是大唐身上的“硬伤”，那么宦官专权和党争，就是大唐身上的“软伤”——硬伤让大唐体无完肤，软伤则让大唐心力交瘁，最终油尽灯枯。

先说说宦官专权。唐朝的宦官，一开始只是负责伺候皇帝、打理后宫的，没什么权力，地位也很低，就相当于今天的“佣人”。可到了安史之乱后，情况变了。因为皇帝怕武将谋反，怕文臣夺权，就把禁军的指挥权交给了宦官——他们觉得，宦官是自已身边的人，从小陪着自已长大，不会背叛自已。可他们万万没想到，这些宦官一旦掌握了兵权，就变得比武将、文臣更嚣张、更可怕，他们不仅想掌控朝政，还想掌控皇帝的生死。

《旧唐书》里有一句评价，一针见血：“唐代之亡，亡于宦官。” 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晚唐的宦官，已经嚣张到了极点，他们执掌禁军、废立皇帝、诛杀大臣，把皇帝当成了自已手里的傀儡，想立谁就立谁，想杀谁就杀谁，简直无法无天。

咱们举几个例子，让大家感受一下晚唐宦官的嚣张。唐宪宗李纯，本来是个还算有作为的皇帝，想重振大唐，可他晚年沉迷于炼丹服药，性情变得暴躁多疑。宦官王守澄趁机掌握了大权，后来因为和唐宪宗产生矛盾，直接派人毒死了唐宪宗，然后立唐穆宗为帝。唐穆宗在位没几年就死了，王守澄又立唐敬宗、唐文宗为帝，自已权倾朝野，朝廷里的大臣，只要敢反对他，轻则被罢官，重则被杀头，没人敢反抗他。

唐文宗不甘心做傀儡，想除掉王守澄，夺回权力。他联合了一些大臣，发动了“甘露之变”，想趁机诛杀宦官。可没想到计划泄露，宦官仇士良率领禁军反扑，杀死了参与计划的所有大臣，甚至连唐文宗身边的侍卫都被斩杀殆尽，长安城血流成河。唐文宗被仇士良软禁起来，每天只能对着墙壁叹气，他曾经感慨道：“我还不如汉献帝，汉献帝是被权臣控制，而我是被宦官控制。” 公元840年，唐文宗在悲愤和绝望中死去，死的时候才32岁，一个皇帝，活得连傀儡都不如，可见晚唐的宦官，已经嚣张到了什么地步。

仇士良之后，又有田令孜、杨复恭等宦官相继掌权，他们个个嚣张跋扈，比仇士良有过之而无不及。田令孜甚至被唐僖宗称为“阿父”，唐僖宗的一言一行，都要听田令孜的安排，连皇帝的年号、妃子的任免，都由田令孜说了算。一个皇帝，连自已的命都握不住，连自已的言行都做不了主，还怎么守天下？还怎么拯救已经千疮百孔的大唐？

除了宦官专权，党争也是晚唐的一大顽疾，而且这党争，比宦官专权更荒唐、更可笑——宦官专权是明着作恶，而党争，是为了争权夺利，互相拆台，哪怕是对大唐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对方提出来的，也坚决不答应。

晚唐最著名的党争，就是“牛李党争”，这场党争，前后持续了四十多年，几乎贯穿了晚唐的整个历史，把朝堂搅得鸡犬不宁，让本来就衰败的大唐，更是雪上加霜。

牛党是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一派，他们大多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出身寒微，代表了庶族地主的利益；李党是以李德裕为首的一派，他们大多是出身名门望族，通过世袭、举荐等方式进入仕途的，代表了士族地主的利益。这两派，表面上是因为政治观点不同而争斗，实际上是为了争夺权力、争夺利益，为了打倒对方，不择手段。

牛李党争的核心，其实就是“选官制度”和“藩镇政策”的分歧。牛党主张重用科举出身的官员，反对藩镇世袭，主张对藩镇采取安抚政策；李党主张重用名门望族出身的官员，支持藩镇世袭，主张对藩镇采取强硬政策。可实际上，无论是牛党还是李党，都不是真的为了大唐的江山社稷，他们只是为了自已的利益，为了让自已一派的人掌权，至于大唐的死活，至于百姓的疾苦，他们根本不在乎。

两派争斗不休，朝堂之上不是做事的，是斗人的。今天你弹劾我一派的人，明天我诬陷你一派的人；今天你把我一派的人罢官流放，明天我把你一派的人满门抄斩。只要是对方支持的，我就反对；只要是对方反对的，我就支持。哪怕是对大唐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对方提出来的，也坚决不答应。

比如，李德裕曾经提出要整顿吏治、减轻赋税、加强军队建设，这些举措本来是有利于大唐的，可牛党为了反对李德裕，就拼命诋毁这些举措，说李德裕是“为了揽权，不顾百姓死活”，说这些举措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最后这些举措都不了了之。反过来，牛僧孺提出要安抚藩镇，本来是无奈之举，可李党为了反对牛僧孺，就拼命主张开战，说牛僧孺是“胆小懦弱，卖国求荣”，结果导致朝廷和藩镇的矛盾越来越深，战火越来越频繁，百姓越来越痛苦。

更可笑的是，这两派的争斗，还牵扯到了宦官。有时候，牛党会依附宦官，借助宦官的力量打压李党；有时候，李党也会依附宦官，借助宦官的力量打压牛党。他们互相勾结，互相利用，把朝堂搞得乌烟瘴气，没有人关心百姓的死活，没有人关心大唐的未来，所有人都在为自已的权力和利益争斗。

就这样，宦官专权、党争不断，藩镇割据、战火纷飞，大唐这栋曾经辉煌无比的大房子，早已是梁腐柱倾、四处漏风，只要来一阵大风，就会彻底倒塌。而这阵大风，就是黄巢起义。

黄巢，本来是一个读书人，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可每次都名落孙山。他看着那些出身名门望族、没什么才华的人，一个个都能当官掌权，而自已才华横溢，却只能郁郁不得志，心里充满了愤懑和不甘。他在最后一次落榜后，写下了一首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从这首诗里，我们就能看出他心中的野心和怒火——他要推翻这个腐朽的王朝，要让那些看不起他的人，都匍匐在他的脚下；他要让这个黑暗的世道，迎来一场血的洗礼。

当时的大唐，天灾不断，旱灾、水灾、蝗灾接连发生，粮食颗粒无收，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可朝廷和藩镇却不管不顾，依旧横征暴敛，搜刮民财。百姓们活不下去了，只能起来造反，黄巢抓住这个机会，振臂一呼，几十万流民纷纷加入他的起义军，他们带着对朝廷的仇恨，带着对生存的渴望，一路势如破竹，向长安杀来。

此时的大唐，已经无力抵抗了。禁军战斗力低下，藩镇们各自观望，没有人愿意出兵救援朝廷——他们都想保存自已的实力，等着大唐灭亡后，争夺天下。黄巢的起义军，很快就攻占了洛阳，然后直逼长安。唐僖宗吓得魂飞魄散，在宦官田令孜的带领下，再次逃出了长安，往蜀地跑，和当年的李隆基一样，狼狈不堪。

公元880年，黄巢率领起义军攻入长安，一把火把大明宫烧得浓烟蔽日。《新唐书》里记载了那一幕，惨不忍睹：“焚宫阙，屠宗室，长安为之空城。” 曾经繁华似锦、诗酒风流的长安，曾经万国来朝、气象万千的长安，在这场大火中，变成了一片废墟。宫殿被烧毁，宗室被屠杀，百姓被屠戮，昔日的盛世长安，就此成为绝响，再也没有恢复往日的辉煌。

黄巢在长安称帝，建立了“大齐”政权。可他并没有能力掌控天下，也没有能力安抚百姓。他的起义军，大多是流民，没有纪律，没有规矩，攻入长安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失去了百姓的支持。而且，藩镇们也不愿意看到黄巢掌权，他们纷纷联合起来，攻打黄巢的起义军。

在藩镇的围攻下，黄巢的起义军很快就节节败退，最后黄巢战死，起义失败。可黄巢起义，已经给了大唐致命的一击，大唐再也没有能力恢复元气了。经此一役，大唐的统治根基彻底崩塌，藩镇的势力越来越大，皇帝彻底沦为摆设，百姓流离失所，整个天下，变成了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强者为王，弱者为寇，没有道理可讲，没有规则可遵循，只有杀戮和争夺。

而在这片丛林里，最凶狠、最狡猾、最不讲规矩的一头猛兽，就是我们开篇提到的朱温。

此时的朱温，正站在汴梁的城楼上，望着远方长安的方向，眼神深沉得看不见底。他想起了自已的出身——一个底层的流民，小时候家境贫寒，父母双亡，只能靠乞讨为生，受尽了别人的白眼和欺负；他想起了自已加入黄巢起义军的日子，想起了自已降唐后的步步为营，想起了自已凭借狠辣手段，一步步吞并藩镇、掌控权力的过程。

他知道，大唐已经死了，死得透透的了。那个曾经辉煌三百年的王朝，那个曾经万国来朝的帝国，已经在宦官专权、党争不断、藩镇割据、农民起义的轮番打击下，彻底失去了生机，只剩下一具腐烂的躯壳，苟延残喘，等待着有人来亲手盖上棺材板。

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