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东莞崛起，成为世界首富

，空气里弥漫着荔枝熟透后发酵的甜腥味。，盯着手里那张被汗水浸软的车票。票面上印着模糊的蓝色字迹：南宁—广州。这是他父亲在砖窑摔断腿前，托村长家儿子从县城捎回来的——用最后半年的工钱，换了这张硬座票，还有缝在内裤兜里的三百块钱。“山仔，出去就别回来了。”，眼睛盯着茅草屋顶的破洞，那里有光漏下来，照在他裹着草药的腿上。陈山记得那股草药味，混合着腐烂和绝望的气息。“在东莞，听说一天能赚三十块。”父亲的声音像磨砂纸，“你初中毕业了，算数好，去了找个电子厂，比在家种地强。”。他今年十六岁，个子已经蹿到一米七，但瘦得像根竹竿。村里出去的人写信回来说，广东那边“满地是钱，弯腰就能捡”。他知道这是假话——去年邻村的二狗回来时，少了两根手指，说是被机器咬掉的，只带回八百块钱。。，父亲现在瘫了，底下还有两个妹妹。十二岁的大妹已经会插秧，十岁的小妹每天走五里山路去乡里上学。陈山算过：家里的田一年收成不到两千斤谷子，刨去口粮、化肥、农药，剩下换的钱不够父亲买止痛药。
“哥，这个给你。”

大妹跑过来，往他手里塞了个热乎乎的煮鸡蛋。鸡蛋壳上有血丝——这是家里最后一只母鸡今天下的。

陈山把鸡蛋推回去：“你们吃。”

“路上吃。”大妹固执地塞进他褪色的帆布包里。包里除了两件换洗衣服，还有一本初三数学课本——他成绩其实不错，班主任说要是能上高中，考大学有希望。但学费要两千块一年，他知道那是天文数字。

下午三点，拖拉机来了。

陈山爬上后斗，回头看见父亲被人搀着站在门槛上，两个妹妹在抹眼泪。他没哭，只是挥了挥手。拖拉机喷着黑烟驶出村口时，他翻开数学课本，里面夹着一张照片——全班毕业照，他站在最后一排，抿着嘴，眼睛里有种不属于十六岁的东西。

南宁火车站像一口煮沸的大锅。

陈山被人流裹挟着往前走，帆布包紧紧抱在胸前。空气里混杂着汗臭、泡面味和劣质香烟的烟雾。电子屏上红色的字在滚动，他眯着眼看了半天——广州方向的列车在第三候车室。

候车室的水泥地上坐满了人。大多是和他一样的年轻人，穿着廉价的化纤衬衫，眼神里混杂着迷茫和渴望。陈山找了个角落蹲下，从包里掏出铝饭盒，里面是早上大妹做的炒饭，已经凉了，油凝成白色的块。

他吃着饭，听见旁边几个青年在聊天。

“我表哥在宝安，说一个月能拿五百！”

“五百？我听说玩具厂加班多的能拿八百。”

“八百？那一年不是能攒下五千块？”

陈山默默听着，把饭粒一粒粒扒进嘴里。他算过：如果一个月能挣三百，他留五十吃饭，寄二百五回家，一年就是三千。父亲的药钱一个月要一百，剩下够妹妹读书。

“让一让！让一让！”

粗暴的吆喝声响起。几个穿制服的人推着小车过来收垃圾。陈山赶紧把饭盒盖上，一个穿着蓝色工装的中年男人被推了一下，踉跄着差点摔倒。

“看什么看？坐地上挡道！”制服男瞪了他一眼。

陈山低下头。这是他学到的第一课：在这里，穿着决定你是谁。

晚上九点，绿皮火车终于进站。

人群像决堤的洪水涌向检票口。陈山被挤得双脚离地，帆布包带子勒进肩膀。有人喊“鞋掉了”，有人骂娘，孩子的哭声尖锐地刺破空气。

他上了车，找到自已的硬座——三人座靠窗的位置。座位上已经坐了个穿碎花衬衫的姑娘，旁边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

“这是我的位置。”陈山拿出车票。

姑娘抬头看了他一眼，往里面挪了挪。她看起来十八九岁，扎着马尾辫，眉眼清秀，但眼神里有种说不出的疲惫。她怀里抱着一个布包，抱得很紧。

陈山在靠窗的位置坐下，把帆布包放在腿上。火车缓缓启动，站台的灯光向后滑去，最终消失在黑暗里。

车厢里充斥着各种声音：打牌的吆喝声、婴儿的哭声、收音机里模糊的粤语歌。空气浑浊，混合着脚臭、泡面和香烟的味道。头顶的电扇有气无力地转着，发出吱呀的响声。

“你去哪里？”

旁边的姑娘忽然问。她的普通话带着湖南口音。

“东莞。”陈山说。

“我也去东莞。”姑娘说，“你去找工作？”

陈山点点头：“听说那边厂子多。”

“嗯。”姑娘沉默了一会儿，“我叔叔在那边，说能帮我进电子厂。”

她没说太多，但陈山注意到她手指上有茧——不是干农活的那种，是细密的、集中在指腹的茧。他后来才知道，那是长期做针线活留下的。

夜里，车厢逐渐安静下来。陈山睡不着，盯着窗外飞驰而过的黑暗。偶尔有几点灯光闪过，像荒野里的孤魂。

凌晨三点，他起来上厕所。经过车厢连接处时，看见那个湖南姑娘站在那里，望着窗外发呆。月光照在她脸上，陈山看见她眼角有泪痕。

两人对视一眼，都没说话。

回到座位时，戴眼镜的中年男人醒了，正从行李架上拿东西。他打开一个黑色手提包，陈山瞥见里面有一沓沓的钱——都是百元大钞，用橡皮筋捆着。

男人注意到他的目光，迅速拉上拉链，警惕地看了他一眼。

陈山转过头，假装睡觉。但心跳得厉害。他这辈子没见过那么多钱。

天快亮时，出事了。

车厢那头忽然传来尖叫：“我的钱！我的钱不见了！”

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瘫在地上哭嚎：“三千块啊！我给儿子治病的钱啊！”

乘警很快赶来，但车厢里乱成一团。有人嚷嚷要搜身，有人说看见可疑的人往另一边跑了。

陈山下意识抱紧自已的帆布包。他摸了摸内裤口袋，三百块钱还在。

这时，他看见那个戴眼镜的男人悄悄起身，往厕所方向走。动作很快，手里提着那个黑色手提包。

几乎是同时，旁边的湖南姑娘也站了起来。

“你去哪？”陈山低声问。

姑娘看了他一眼，没回答，跟着那个男人走了过去。

陈山犹豫了三秒，也跟了上去。

厕所门口，男人正在敲门。里面传来含糊的回应：“有人！”

“开门！查票！”男人压低声音说。

门开了条缝，一只手伸出来，塞了什么东西。男人接过，迅速塞进口袋，转身就要走。

“站住。”

湖南姑娘挡在了过道上。她个子不高，但站得很直。

“你刚才收了什么？”

男人脸色一变：“关你什么事？让开！”

“你收了小偷的贿赂。”姑娘的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车厢里很清晰，“我看见小偷进厕所了，你放他走。”

周围的人都看了过来。

男人恼羞成怒，伸手要推她。陈山一步上前，抓住了男人的手腕。

“她说得对。”陈山说，“你刚才收了东西。”

“你们是一伙的！”男人大喊，“乘警！乘警！”

乘警赶了过来。在众人的注视下，男人不得不掏出口袋里的东西——三张百元钞票。

厕所门猛地打开，一个瘦小的男人冲出来想跑，被陈山伸腿绊倒。乘警上前按住他，从他身上搜出了妇女丢失的钱包。

事情很快查清：小偷行窃被发现，躲进厕所，用三百块钱贿赂了这个自称是“便衣警察”的男人——其实他根本不是警察，只是个想捞外快的骗子。

火车到达广州站时，天已经大亮。

陈山和湖南姑娘在站台上被乘警叫住。那个被偷钱的妇女拉着他们的手，非要塞给他们一人一百块钱。

“不能要。”陈山推开。

“要吧。”姑娘却接了过来，“这是她的一份心意。”

父女千恩万谢地走了。陈山看着手里的百元钞票，觉得烫手。

“你为什么接？”他问。

“因为我们值得。”姑娘把钞票折好，放进内衣口袋，“而且我们需要钱。”

她顿了顿，伸出手：“我叫夏晓晓，湖南邵阳人。”

“陈山，广西河池。”

两只手握在一起。她的手很凉，但有力。

“你也去东莞？”夏晓晓问。

“嗯。”

“一起吧。”她说，“有个伴。”

陈山点点头。两人随着人流走向汽车站。广州的天空是灰蓝色的，高楼大厦像巨大的怪兽矗立在晨雾中。空气里弥漫着汽油味和陌生的喧嚣。

在开往东莞的大巴上，夏晓晓望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忽然说：“我爸病了，肺癌。需要五万块钱做手术。”

陈山沉默。

“我妈说，如果我能挣到钱回去，就治。挣不到……”她没说完。

大巴驶过珠江，浑浊的江水在阳光下泛着铁锈色的光。对岸就是东莞，一片片厂房像灰色的积木堆砌在地平线上。

陈山握紧了帆布包。他想起离家前的那晚，大妹偷偷跟他说：“哥，你一定要回来。”

“我会的。”他在心里说。

但那时他还不明白，有些路一旦踏上，就再也回不到原点。就像这趟南下的列车，载着的不仅是渴望改变的少年，还有一个时代滚滚向前的巨大车轮。

大巴驶入东莞境内时，路边的标语牌上写着红色大字：

“欢迎来到世界工厂”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陈山盯着那些字，看了很久。他不知道，从这一刻起，他的人生将和这座城市的命运紧紧绑在一起——在流水线上、在血汗里、在黑暗与光明的缝隙中，长出一个关于金钱、权力和救赎的庞大故事。

而此刻，他只是一个饿了的孩子，在盘算着下车后的第一顿饭，要不要吃一碗带肉的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