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交
第1章
至交
第一章 麦地里的兄弟
一九八七年的豫东，麦浪像金色的海洋，在热风里翻滚。我和李建军蹲在田埂上，啃着他从家里偷摸带出来的半块红薯。红薯是生的，带着泥土的腥气，却被我们吃得津津有味。
“陈默，”他把最后一点红薯塞进嘴里，抹了把嘴，眼睛亮得像天上的星，“等我长大了，就去城里打工，挣好多好多钱，给我姐盖三间大瓦房，再给你买辆永久牌自行车。”
我那时才七岁，对“永久牌自行车”的概念，还停留在村支书家那辆锃亮的二八杠上。我用力点头，把沾在手上的红薯泥蹭在裤腿上：“行，那我就跟着你混，你到哪儿，我就到哪儿。”
我们的交情，就是从这半块红薯开始的。
建军比我大一岁，是我们李家庄出了名的苦命娃。他娘在他八岁那年，得了急病，没熬过那个冬天。下葬那天，我跟着我娘去帮忙，就看见他一个人蹲在老槐树下，手里攥着他娘给他缝的布老虎，不哭也不闹，只是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口薄皮棺材，像一尊小小的石像。
从那以后，他就成了没娘的孩子。后爹是个老实人，却得了严重的哮喘，一年四季都离不开药罐子，别说下地干活，就连自己穿衣吃饭都费劲。家里的重担，一下子全压在了比他大五岁的长姐李桂兰身上。
长姐是个烈性女子，为了撑起这个家，她辍学在家，天不亮就去地里拔草、喂猪，晚上还要在煤油灯下纺线织布。村里的媒婆给她提过好几门亲事，对方要么是家境殷实的光棍，要么是远嫁他乡的富户，她都一口回绝了。
“我弟还小，我走了，他和我爹怎么办？”她总是这样说。
建军也懂事，从小就跟着长姐屁股后面转。长姐去地里割草，他就提着小篮子跟在后面，捡些掉在地上的麦穗；长姐在灶房烧火，他就搬个小板凳，坐在灶边给她添柴。有一次，长姐在河里洗衣服，不小心滑了一跤，差点被冲走，是建军扑过去，死死抓住她的衣角，把她拉了回来。从那以后，长姐就再也不让他靠近河边半步。
我家和建军家是邻居，我娘心疼他，经常让我端些窝头、咸菜给他吃。他每次都要先问过长姐，得到允许后才敢接。他说：“我姐说了，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欠了人情，要还一辈子。”
我们一起在麦地里打滚，一起在河里摸鱼，一起在村小的破教室里上课。他的成绩比我好，每次考试都能拿第一名，我就抄他的作业，被老师发现了，他总是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说：“是我让他抄的，要罚就罚我。”
有一年冬天，下了好大的雪，我们放学回家，路过村西头的破庙，看见一个要饭的老头，冻得瑟瑟发抖。建军二话不说，把自己身上唯一的棉袄脱下来，披在了老头身上。我拉着他的手，说：“你疯了？你把棉袄给了他，你自己怎么办？”
他搓了搓冻得通红的手，笑着说：“我年轻，火力壮，冻不死。他年纪大了，再冻下去，就没命了。”
那天晚上，他发起了高烧，长姐守在他床边，哭了整整一夜。我娘用生姜和红糖熬了姜汤，给他灌下去，才慢慢退了烧。从那以后，我就认定了，这个兄弟，我交定了。
第二章 南方的雨
一九九八年，建军十八岁。他背着一个破旧的帆布包，踏上了去南方的火车。长姐把家里仅有的五十块钱塞到他手里，反复叮嘱：“到了那边，照顾好自己，别舍不得吃，别舍不得穿，有事就给家里写信。”
他用力点头，把钱揣进贴身的口袋里，转身就走。我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看着他的背影渐渐消失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心里空落落的。
他去了深圳，进了一家建筑队，当起了搬砖小工。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扛着几十斤重的钢筋水泥，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直到天黑才收工。晚上，他就和十几个工友挤在一间漏风的工棚里，盖着散发着霉味的被子，听着外面淅淅沥沥的雨声，想念着远方的家。
他每个月都会给家里写信，字里行间，总是报喜不报忧。他说：“姐，我在这里挺好的，工头对
第一章 麦地里的兄弟
一九八七年的豫东，麦浪像金色的海洋，在热风里翻滚。我和李建军蹲在田埂上，啃着他从家里偷摸带出来的半块红薯。红薯是生的，带着泥土的腥气，却被我们吃得津津有味。
“陈默，”他把最后一点红薯塞进嘴里，抹了把嘴，眼睛亮得像天上的星，“等我长大了，就去城里打工，挣好多好多钱，给我姐盖三间大瓦房，再给你买辆永久牌自行车。”
我那时才七岁，对“永久牌自行车”的概念，还停留在村支书家那辆锃亮的二八杠上。我用力点头，把沾在手上的红薯泥蹭在裤腿上：“行，那我就跟着你混，你到哪儿，我就到哪儿。”
我们的交情，就是从这半块红薯开始的。
建军比我大一岁，是我们李家庄出了名的苦命娃。他娘在他八岁那年，得了急病，没熬过那个冬天。下葬那天，我跟着我娘去帮忙，就看见他一个人蹲在老槐树下，手里攥着他娘给他缝的布老虎，不哭也不闹，只是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口薄皮棺材，像一尊小小的石像。
从那以后，他就成了没娘的孩子。后爹是个老实人，却得了严重的哮喘，一年四季都离不开药罐子，别说下地干活，就连自己穿衣吃饭都费劲。家里的重担，一下子全压在了比他大五岁的长姐李桂兰身上。
长姐是个烈性女子，为了撑起这个家，她辍学在家，天不亮就去地里拔草、喂猪，晚上还要在煤油灯下纺线织布。村里的媒婆给她提过好几门亲事，对方要么是家境殷实的光棍，要么是远嫁他乡的富户，她都一口回绝了。
“我弟还小，我走了，他和我爹怎么办？”她总是这样说。
建军也懂事，从小就跟着长姐屁股后面转。长姐去地里割草，他就提着小篮子跟在后面，捡些掉在地上的麦穗；长姐在灶房烧火，他就搬个小板凳，坐在灶边给她添柴。有一次，长姐在河里洗衣服，不小心滑了一跤，差点被冲走，是建军扑过去，死死抓住她的衣角，把她拉了回来。从那以后，长姐就再也不让他靠近河边半步。
我家和建军家是邻居，我娘心疼他，经常让我端些窝头、咸菜给他吃。他每次都要先问过长姐，得到允许后才敢接。他说：“我姐说了，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欠了人情，要还一辈子。”
我们一起在麦地里打滚，一起在河里摸鱼，一起在村小的破教室里上课。他的成绩比我好，每次考试都能拿第一名，我就抄他的作业，被老师发现了，他总是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说：“是我让他抄的，要罚就罚我。”
有一年冬天，下了好大的雪，我们放学回家，路过村西头的破庙，看见一个要饭的老头，冻得瑟瑟发抖。建军二话不说，把自己身上唯一的棉袄脱下来，披在了老头身上。我拉着他的手，说：“你疯了？你把棉袄给了他，你自己怎么办？”
他搓了搓冻得通红的手，笑着说：“我年轻，火力壮，冻不死。他年纪大了，再冻下去，就没命了。”
那天晚上，他发起了高烧，长姐守在他床边，哭了整整一夜。我娘用生姜和红糖熬了姜汤，给他灌下去，才慢慢退了烧。从那以后，我就认定了，这个兄弟，我交定了。
第二章 南方的雨
一九九八年，建军十八岁。他背着一个破旧的帆布包，踏上了去南方的火车。长姐把家里仅有的五十块钱塞到他手里，反复叮嘱：“到了那边，照顾好自己，别舍不得吃，别舍不得穿，有事就给家里写信。”
他用力点头，把钱揣进贴身的口袋里，转身就走。我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看着他的背影渐渐消失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心里空落落的。
他去了深圳，进了一家建筑队，当起了搬砖小工。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扛着几十斤重的钢筋水泥，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直到天黑才收工。晚上，他就和十几个工友挤在一间漏风的工棚里，盖着散发着霉味的被子，听着外面淅淅沥沥的雨声，想念着远方的家。
他每个月都会给家里写信，字里行间，总是报喜不报忧。他说：“姐，我在这里挺好的，工头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