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十七年的爱
第1章
二十岁生日，一辆黑色奔驰停在村口。
车门打开，走下来一对衣着光鲜的中年夫妇。
女人穿着貂绒大衣，男人戴着金边眼镜，两人笑盈盈地朝我走来。
“小禾，生日快乐。”
“爸妈来接你回家了。”
我手里端着半碗红薯稀饭，那是姑姑家今晚的晚饭。
我看着他们，又看了看身后那间漏风的土坯房。
爸？妈？
我三岁那年被扔在这儿，十七年了，你们哪位？
女人伸手想摸我的脸。
我往后退了一步。
她手腕上的翡翠镯子在路灯下晃了一下，晃得我眼睛疼。
“小禾，别闹了，跟我们回城里，家里给你留了房，公司给你留了股份，你爸的厂子，以后都是你的。”
我没说话。
我在想三天前姑姑咳血住院，我跪在卫生院门口借钱的样子。
一千二百块，我借了整整七家。
01
我叫沈禾，今年二十岁。
说是二十岁的生日，其实我自己都记不太清具体是哪天。
姑姑说是腊月十九，因为她记得那年下大雪，我爸把我抱来的时候，雪都没过了脚踝。
“你爸说放两年就来接，结果一放就是十七年。”
姑姑每次说起这话，语气都很平淡。
她不是冷漠，是说得太多遍了，自己都麻了。
我从小就知道自己不是姑姑亲生的。
村里的小孩天天追着我喊“没人要的野丫头”。
我打过架，也哭过，后来就不哭了。
哭有什么用？哭完了红薯稀饭还是红薯稀饭，漏风的墙还是漏风的墙。
姑姑一个人拉扯我，她自己没结过婚，在村里的砖厂干活，一天四十块钱。
四十块钱要养两个人，还要供我上学。
我上到初二就不念了。
不是姑姑不让我念，是我自己不念的。
那天放学回家，我看见姑姑蹲在灶台边啃前一天剩的冷馒头，手上全是砖厂磨出来的血口子。
我把书包放下，说：“姑，我明天不去了。”
姑姑抬头看我，眼圈一下就红了，但她没哭。
她也不哭了。
我们都不哭了。
十五岁我就出去打工了，在镇上的小饭馆洗碗，一个月八百块。
老板娘是个胖女人，脾气不好，碗摔碎一个扣五十。
我洗了三个月，摔碎过两个碗，被扣了一百。
后来我学聪明了，每次洗碗都蹲在地上洗，这样就算手滑，碗掉下去也摔不碎。
膝盖倒是跪坏了，一到阴天就疼。
十七岁那年，我去了县城，在一家服装厂做缝纫工。
这活比洗碗好点，至少不用蹲着。
但也好不到哪儿去，一天坐十二个小时，眼睛盯着针头，腰直不起来。
厂里的姐姐们都说我太瘦了，让我多吃点。
我不是不想吃，是舍不得。
我每个月工资两千三，给姑姑寄一千五，自己留八百。
八百块在县城，刨去房租水电，剩下的只够吃馒头配咸菜。
我习惯了。
十七年都这么过来的，也不差这几年。
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在厂里干到嫁人，嫁个差不多的男人，生个孩子，然后继续缝纫。
或者运气好点，能开个小店。
运气不好，那就继续缝。
但命运这东西，它不按你想的来。
二十岁生日前三天，姑姑住院了。
是肺上的毛病，在砖厂吸了太多年的灰，肺里全是结节。
卫生院的大夫说要转到县医院去，光检查费就要好几千。
我身上全部家当，加起来三百二十块。
我给厂里请了假，坐了两个小时的中巴车回村。
到卫生院的时候，姑姑躺在病床上，脸色灰白，嘴唇上全是干皮。
她看见我，第一句话不是“我难受”，而是“你怎么回来了，厂里不扣钱吗？”
我说不扣。
其实扣的，一天扣五十。
但我没告诉她。
卫生院的大夫姓王，四十多岁，戴个厚镜片，看着挺和善。
他把我叫到走廊上，压低声音说：“你姑这个情况，不能再拖了，得去县医院做个CT，再看看要不要做手术。”
“大概要多少钱？”
王大夫想了想：“检查加住院，先准备个一万二吧。后续如果要手术，那就不好说了。”
一万二。
我脑子嗡的一声。
我在厂里干一年，不吃不喝也就攒两万多。
但我没有一年。姑姑现在就躺在里面。
我从卫生院出来，在村里挨
车门打开，走下来一对衣着光鲜的中年夫妇。
女人穿着貂绒大衣，男人戴着金边眼镜，两人笑盈盈地朝我走来。
“小禾，生日快乐。”
“爸妈来接你回家了。”
我手里端着半碗红薯稀饭，那是姑姑家今晚的晚饭。
我看着他们，又看了看身后那间漏风的土坯房。
爸？妈？
我三岁那年被扔在这儿，十七年了，你们哪位？
女人伸手想摸我的脸。
我往后退了一步。
她手腕上的翡翠镯子在路灯下晃了一下，晃得我眼睛疼。
“小禾，别闹了，跟我们回城里，家里给你留了房，公司给你留了股份，你爸的厂子，以后都是你的。”
我没说话。
我在想三天前姑姑咳血住院，我跪在卫生院门口借钱的样子。
一千二百块，我借了整整七家。
01
我叫沈禾，今年二十岁。
说是二十岁的生日，其实我自己都记不太清具体是哪天。
姑姑说是腊月十九，因为她记得那年下大雪，我爸把我抱来的时候，雪都没过了脚踝。
“你爸说放两年就来接，结果一放就是十七年。”
姑姑每次说起这话，语气都很平淡。
她不是冷漠，是说得太多遍了，自己都麻了。
我从小就知道自己不是姑姑亲生的。
村里的小孩天天追着我喊“没人要的野丫头”。
我打过架，也哭过，后来就不哭了。
哭有什么用？哭完了红薯稀饭还是红薯稀饭，漏风的墙还是漏风的墙。
姑姑一个人拉扯我，她自己没结过婚，在村里的砖厂干活，一天四十块钱。
四十块钱要养两个人，还要供我上学。
我上到初二就不念了。
不是姑姑不让我念，是我自己不念的。
那天放学回家，我看见姑姑蹲在灶台边啃前一天剩的冷馒头，手上全是砖厂磨出来的血口子。
我把书包放下，说：“姑，我明天不去了。”
姑姑抬头看我，眼圈一下就红了，但她没哭。
她也不哭了。
我们都不哭了。
十五岁我就出去打工了，在镇上的小饭馆洗碗，一个月八百块。
老板娘是个胖女人，脾气不好，碗摔碎一个扣五十。
我洗了三个月，摔碎过两个碗，被扣了一百。
后来我学聪明了，每次洗碗都蹲在地上洗，这样就算手滑，碗掉下去也摔不碎。
膝盖倒是跪坏了，一到阴天就疼。
十七岁那年，我去了县城，在一家服装厂做缝纫工。
这活比洗碗好点，至少不用蹲着。
但也好不到哪儿去，一天坐十二个小时，眼睛盯着针头，腰直不起来。
厂里的姐姐们都说我太瘦了，让我多吃点。
我不是不想吃，是舍不得。
我每个月工资两千三，给姑姑寄一千五，自己留八百。
八百块在县城，刨去房租水电，剩下的只够吃馒头配咸菜。
我习惯了。
十七年都这么过来的，也不差这几年。
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在厂里干到嫁人，嫁个差不多的男人，生个孩子，然后继续缝纫。
或者运气好点，能开个小店。
运气不好，那就继续缝。
但命运这东西，它不按你想的来。
二十岁生日前三天，姑姑住院了。
是肺上的毛病，在砖厂吸了太多年的灰，肺里全是结节。
卫生院的大夫说要转到县医院去，光检查费就要好几千。
我身上全部家当，加起来三百二十块。
我给厂里请了假，坐了两个小时的中巴车回村。
到卫生院的时候，姑姑躺在病床上，脸色灰白，嘴唇上全是干皮。
她看见我，第一句话不是“我难受”，而是“你怎么回来了，厂里不扣钱吗？”
我说不扣。
其实扣的，一天扣五十。
但我没告诉她。
卫生院的大夫姓王，四十多岁，戴个厚镜片，看着挺和善。
他把我叫到走廊上，压低声音说：“你姑这个情况，不能再拖了，得去县医院做个CT，再看看要不要做手术。”
“大概要多少钱？”
王大夫想了想：“检查加住院，先准备个一万二吧。后续如果要手术，那就不好说了。”
一万二。
我脑子嗡的一声。
我在厂里干一年，不吃不喝也就攒两万多。
但我没有一年。姑姑现在就躺在里面。
我从卫生院出来，在村里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