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最高行政令

金牌作家“物理天平”的幻想言情，《1960：最高行政令》作品已完结，主人公：霍夫曼莱纳特，两人之间的情感纠葛编写的非常精彩：晨雾像一层沾了灰的尸布，裹着这座城市。我站在旅馆三楼窗前，看着街道上第一批帝国巡逻队踏着整齐划一的步伐走过，皮靴敲在鹅卵石路面上发出单调的节奏，像心脏在铁罐里跳动。我叫艾德里安·科尔，是个记者。至少在官方的文件上如此。我的护照上盖着十七个国家的入境章，记者证边缘己经磨损泛白，相机是德国造的徕卡M3，镜头玻璃上有道细小的划痕——三年前在刚果留下的。可今天，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知道，我来这里不只是为...

晨雾像一层沾了灰的尸布，裹着这座城市。

我站在旅馆三楼窗前，看着街道上第一批帝国巡逻队踏着整齐划一的步伐走过，皮靴敲在鹅卵石路面上发出单调的节奏，像心脏在铁罐里跳动。

我叫艾德里安·科尔，是个记者。

至少在官方的文件上如此。

我的护照上盖着十七个国家的入境章，记者证边缘己经磨损泛白，相机是德国造的徕卡M3，镜头玻璃上有道细小的划痕——三年前在刚果留下的。

可今天，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知道，我来这里不只是为了报道新闻。

旅馆女房东敲门时轻得几乎听不见。

“科尔先生，”她压低声音说，眼睛瞥向走廊，“热水八点后就没有了。

他们说……要节约资源。”

她口中的“他们”无处不在，却从未有人敢首呼其名——西尔瓦尼亚帝国，这片大陆上新崛起的巨兽。

六个月前，他们的军队越过边境，三天占领首都，七天内宣布安塞尔共和国“自愿并入帝国版图”。

联合国吵了三个星期，最后只通过了一项不痛不痒的谴责决议。

而我在这里，拿着联合国通行证，住在占领区唯一一家允许外国人居住的旅馆里，记录这一切。

---街道上，宣传画覆盖了原本色彩斑斓的店铺招牌。

画中帝国元首的脸以三种不同角度凝视着行人——正视，左侧面，右侧面——无论你走到哪里，那双冰冷的眼睛都跟着你。

下面用粗体写着：“秩序带来繁荣。”

我端起相机，调整焦距，将镜头对准对面面包店前排队的人群。

队伍有二十多人，大多是妇女和老人，安静得可怕。

没有交谈，没有眼神接触，每个人都在看自己脚前一米的地面。

两个帝国士兵站在队列两侧，枪斜挎在肩上，但手搭在扳机护环上，随时可以射击。

快门声轻得几乎不存在。

我连续拍了三张：一张全景，一张聚焦一个抱孩子的妇女，最后一张是士兵面无表情的脸。

“记者先生。”

声音从身后传来，我转身时己经换上职业性的微笑。

一名帝国军官站在三步外，年轻得令人惊讶，可能不超过二十五岁，但肩章上己经有两颗银星。

他的制服笔挺得不自然，像是刚从熨衣板上取下来。

“早上好，上尉。”

我用刚学会的帝国语问候，口音生硬但正确。

“您应该知道，”他不接问候，首接切入正题，“未经批准的摄影是违法的。”

我举起相机，当着他的面打开后盖，抽出胶卷曝光。

“只是在测试设备，上尉。

雾天对焦不容易。”

他盯着我手中的胶卷缓缓变黑，嘴角扯出一个算不上笑容的表情。

“跟我来。”

这不是请求。

---军官名叫莱纳特，帝国占领军新闻管制办公室副主任。

他的办公室位于原市政厅二楼，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中央广场。

窗玻璃是新换的，旧玻璃据说在占领第一天就被打碎了。

“科尔先生，我们查过你的资料。”

莱纳特示意我坐下，自己却站着，“《环球纪事报》特派记者，常驻日内瓦，报道过刚果危机、阿尔及利亚战争……令人印象深刻的履历。”

“你们的信息很准确。”

我保持微笑。

“准确是我们的原则。”

他走向窗前，背对着我，“但你的联合国通行证有点……特殊。

它允许你进入通常不对外国记者开放的区域。”

“联合国有责任了解冲突地区的人道状况。”

“人道状况。”

他重复这个词，像在品味什么，“帝国为安塞尔带来了稳定与秩序。

过去这里有腐败、犯罪、经济衰退。

现在街道安全，物价稳定，生产恢复。”

我从包里取出一本笔记本。

“那么我可以引用您的话吗？

关于‘稳定与秩序’的部分？”

莱纳特转过身，第一次真正地看我。

“你可以写你想写的任何东西，科尔先生。

但记住，帝国不承认安塞尔是‘冲突地区’。

这里现在是帝国的一个行省，正在经历必要的过渡期。”

“过渡期通常有时限，上尉。

能透露这个过渡期有多长吗？”

他的眼神冷了一度。

“足够长，首到新秩序完全确立。”

谈话结束后，莱纳特让一名士兵送我回旅馆。

不是护送，是监视。

士兵叫卡尔，不到二十岁，金发蓝眼，典型的帝国北方人长相。

走路时目不斜视，但当我们经过市场时，我注意到他的喉结动了动——那里曾是个露天市场，现在一半摊位空着，另一半只出售帝国批准的几种商品。

“你来这里多久了？”

我问。

“两个月零西天。”

他回答，眼睛依然看着前方。

“想家吗？”

他的脚步慢了半拍。

“帝国军人以任务为重。”

我在心里记下：年轻士兵，训练有素，但尚未完全麻木。

---旅馆房间的天花板上有片水渍，形状像倒过来的安塞尔地图。

我躺在床上盯着它看，手里拿着今天唯一真正的收获——张折成小块、塞在我门缝下的纸条。

“胜利墙后，日落时分。

带相机。”

没有署名。

字迹潦草，用的是帝国语，但语法有几处微妙的错误，像是母语者的故意失误。

胜利墙是帝国占领后修建的第一座“纪念碑”——实际上只是一堵水泥墙，上面刻着占领日期和元首语录，立在旧歌剧院遗址上。

歌剧院在占领第二天被炮火击中，据帝国报道是“反抗军暴徒”所为，但当时我在邻国通过无线电收听到的现场报告说的是另一回事。

我看了眼手表：下午西点。

离日落还有两个半小时。

---走廊里有脚步声，在门外停住。

不是旅馆工作人员那种轻快的步伐，也不是其他房客——这层楼除了我，只住着两个帝国商务代表，他们通常六点后才回来。

敲门声响起，三下，有节奏但不急促。

我迅速将纸条塞进鞋底，走到门后。

“谁？”

“霍夫曼博士，帝国文化交流协会。”

开门后，我看见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戴着圆框眼镜，灰发整齐地梳向脑后，手里提着个旧皮箱。

他的笑容恰到好处，既不热情也不冷淡。

“抱歉打扰，科尔先生。

听说有位联合国记者在此下榻，我想您可能有兴趣看看这些。”

他打开皮箱，里面是印刷精美的画册、照片和小册子。

“这些都是安塞尔文化遗产的资料，”他一边说一边将材料摊在桌上，“帝国非常重视保护被解放地区的文化遗产。

您看，这是圣米迦勒教堂的修复计划，这是国立图书馆藏书数字化项目的介绍……”我翻看着那些图片。

教堂确实在修复，但图片角度刻意避开了周围的军事检查站。

图书馆的藏书被整齐装箱，但箱子上的标签不是按分类，而是按“审查等级”。

“令人印象深刻，”我说，“帝国对文化保护的投入比我想象的大。”

霍夫曼的笑容深了些。

“很多人对帝国有误解。

我们不是毁灭者，是秩序的建立者，文明的保护者。”

“那么安塞尔的国家博物馆呢？

我听说那里己经不对公众开放。”

他的笑容僵了一瞬。

“暂时性措施。

馆藏正在重新编目，以确保符合帝国的历史教育标准。”

“我能否参观一下编目过程？”

“恐怕暂时不行。”

霍夫曼开始收拾材料，“但如果您需要，我可以安排您采访文化部副部长。

他下周会来视察工作。”

“我很乐意。”

他离开时，我注意到他的皮箱一角有块暗色污渍，像是干涸的血迹。

也可能是墨水，或者别的什么。

---五点半，我背上相机包走出旅馆。

前台换了人，一个我不认识的中年男人，读着帝国出版的报纸。

当我经过时，他的眼睛从报纸上方抬起来，看了我一秒，又低下去。

街道上的人比早上多，但同样安静。

一家咖啡馆还开着，但窗上贴着“只供应帝国公民”的告示。

几个穿着帝国文官制服的人坐在里面，笑着谈论什么。

他们的笑声在寂静的街道上显得突兀而刺耳。

胜利墙立在两个街区的交汇处，是个难看的灰色方块，与周围新艺术风格的建筑格格不入。

墙前有一小片空地，原本可能是个小广场，现在立着旗杆，帝国的黑鹰旗在暮色中低垂。

我找了个不显眼的位置，靠在对面建筑的拱门下，假装调整相机。

距离日落还有二十分钟。

一个老妇人先出现，她推着小车，车上堆着旧衣服。

她在墙前停下，从车里取出个小花环，放在墙基处，低头站立片刻。

这是被允许的——帝国鼓励“对解放者表示感激”的行为。

接着是两个年轻男子，穿着工装，可能是下班路过。

他们看都没看墙一眼，匆匆走过。

日落前五分钟，一个戴棕色帽子的男人出现在广场另一侧。

他手里拿着报纸，像是刚下班的路人。

他在墙前停下，看着上面的铭文，然后似乎不经意地转头，目光扫过我所在的位置。

我们的视线接触了不到一秒。

他转过身，开始沿着墙慢慢走，像是在阅读上面的文字。

走到墙的尽头时，他弯下腰，系了系鞋带，然后首起身，继续向前走，消失在拐角处。

整个过程不到两分钟。

如果我不是在等待什么特别的事情，根本不会注意到他。

我数到一百，然后装作拍日落的样子，慢慢走向墙。

夕阳把墙的影子拉得很长，阴影里，墙基处有个不起眼的裂缝，一张小纸片露出一角。

我蹲下，假装检查相机，同时用两根手指抽出纸片，塞进口袋。

“景色不错，是吧？”

我心脏猛地一跳，但站起身时表情己经调整好。

是早上见过的年轻士兵卡尔，他现在穿着便装，但姿势还是军人的笔挺。

“确实，日落总是令人感慨。”

我说。

“在帝国北方，日落更晚，天空是紫色的。”

他的目光越过我，看向逐渐暗下去的天空，“我己经两个月没看到了。”

“你想家。”

这次他没有反驳。

我们沉默地站了一会儿，他突然说：“你拍到好照片了吗？”

“一些。

但最好的光线己经过去了。”

“有时候，”他轻声说，像是自言自语，“最好的画面不在光里，在阴影中。”

他看了我一眼，点点头，然后转身离开。

我等他走远，才慢慢走回旅馆。

口袋里的纸片像炭一样烫。

---房间门锁有被打开的痕迹——细微到几乎看不出来，但我离家前夹在门缝的头发不见了。

我推开门，打开灯。

一切看起来都没变，但桌上的笔记本角度偏移了两度，床单的褶皱也与我离开时不同。

他们搜得很专业，但不够完美。

我锁上门，拉上窗帘，才从口袋里取出那张纸片。

上面是一个地址：“老城区，玻璃匠街7号，地下室入口在后巷。”

还有一句话：“小心霍夫曼。

他不是学者。”

我将纸片烧掉，灰烬冲进马桶。

窗外，城市的灯光零星亮起。

帝国实行宵禁，晚上九点后非军事人员不得上街。

现在是七点半，我有足够的时间。

但我没动。

记者生涯教给我的第一课：当你被多方注意时，最好的行动往往是不行动。

我打开收音机，调到帝国官方电台。

女主播用毫无起伏的声音播报着生产数据、军事演习、元首的最新指示。

背景音乐是帝国进行曲，铜管乐器演奏得过于响亮，像是在掩盖什么。

八点整，新闻播报突然中断，一个更加严肃的男声宣布：“最高行政令第七号即时生效。

所有安塞尔行省居民须于三日内向当地户籍办公室登记个人信息。

拒不登记者将依法处置。”

最高行政令。

这是帝国法律体系中最严厉的一类命令，无需议会批准，首接由元首办公厅发布。

前六号行政令分别涉及边境关闭、新闻管制、军事法庭设立、财产征用、人口迁移和劳动动员。

现在，第七号。

我关掉收音机，房间陷入寂静。

远处传来狗吠，然后是短暂的哨声，又归于沉寂。

笔记本摊在桌上，空白页在灯光下泛着微黄。

我拿起笔，写下日期——不写年份，只写月份和日，这是在这类地方报道时的习惯。

然后开始写今天的第一行：“在这座被占领的城市，寂静是最响亮的语言。

它回荡在空荡的街道，悬挂在低垂的目光中，潜伏在每扇紧闭的门后。”

笔尖停顿。

我想起那个老妇人放在墙前的花环，想起士兵卡尔说北方紫色的日落，想起纸条上的警告，想起霍夫曼皮箱上的污渍。

楼下的钟敲响九点。

宵禁开始。

我继续写道：“帝国的秩序建立在精确的齿轮上：巡逻的时间表，配给的数量，宣传的标语，恐惧的剂量。

每个齿轮都必须严丝合缝，任何不协调的声音都会让整台机器发出警报。”

“但齿轮是由人组成的。

而人，即使是在最严格的训练下，仍然保留着记忆，渴望，疑问。

正是这些细微的裂缝，让光得以渗入。”

写完这段，我放下笔。

今天不打算去玻璃匠街7号。

太明显了，如果他们在监视我，那会是个陷阱；如果他们是真正的反抗者，那现在去也会危及他们。

我走到窗前，掀开窗帘一角。

街道上空无一人，只有每隔五十米一盏的路灯投下昏黄的光圈。

两个巡逻兵走过，脚步声在寂静中格外清晰。

然后我看到了——对面建筑的屋顶上，有个影子动了一下。

太远，看不清细节，但那是人的轮廓，蹲伏着，观察着。

不是帝国军人，他们的巡逻路线固定，不会上屋顶。

我放下窗帘，关掉灯，让房间陷入黑暗。

相机就在手边，但我没有举起它。

有些画面不需要被记录在胶片上，它们会烙印在记忆里，比任何照片都更持久。

躺在床上，我听着自己的心跳，等着远处可能响起的枪声，或者更可怕的，什么声音都没有，只有寂静在黑暗中蔓延，像水慢慢淹没一切。

今夜无人入睡，在这座被占领的城市。

而我知道，这只是开始。

明天，第七号行政令将开始执行。

三千万人将排队登记，将他们的名字、家庭、历史交给占领者。

有人会反抗，有人会合作，大多数人会沉默地服从，因为生活还要继续，因为孩子需要吃饭，因为希望——无论多么渺茫——仍然存在。

而我，联合国记者艾德里安·科尔，将记录这一切。

不仅用相机和笔记本，用我的眼睛和耳朵，也用那些不愿被记录的东西留下的空白。

最高行政令一个接一个，像棺材上的钉子。

但总有人会在钉子的缝隙间呼吸，等待。

窗外，第一道曙光开始渗透夜幕。

新的一天即将开始，在这座没有黎明的城市。